因为，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以宪法、法律为底线，以自由创作为保障，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宗旨，“双百”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

无论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还是“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文艺创作总是要反映疾苦，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而其中必有刺眼、刺耳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宽容和保障，取决于有怎样的胸怀和气度。

一个国家对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应有的胸怀和气度，就是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无论是提高学术水平和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温家宝《同文学艺术家谈心》)诚哉斯言。如何对待文艺批评，实际上是民主问题。《苦恋》某种程度上也是新时期对文艺作品从“政治批判”回归“艺术批评”的开端。

“不靠行政命令”对树立正确的文艺批评观念和风气是十分必要的。

《苦恋》风波的“幸运”结局，正值上世纪80年代初“文艺早春”的融冰时代。30年改革历程，中国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变化。面对刺耳之音，我们正在学会用常识性的客观规律来判断。如果我们耳熟能详的“双百”方针能够真正得以实践，那么文艺的春天将会永驻。国家把春天般的爱给了它的国民，国民也一定会深深地爱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