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坦陈，目前钱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钱能买到的东西都是便宜货。”他这个富翁是玩出来的，“我除了写作、练书法外，把公司管理当成很好玩的手段，所以很快乐。”他认为自己的身体还能干上30年，“景区本身就是让大家玩儿的一个地方，你自己都不会玩儿怎么让别人玩得好呢？我认为真正的艺术都是玩儿出来的，玩儿出艺术来的人叫艺术家，为了挣钱而做艺术的那叫匠人。比如歌德、齐白石，都是在一种放松的没有衣食之忧的环境下创作的，也就是说金钱对文化创作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白桦：我当然爱这个国家

2008年，白桦78岁，但是他仍然没有停止思考和创作。只不过，电影《太阳和人》还静静的存放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仓库里。当年《苦恋》被批判，“爱国”问题是焦点之一。30年后，我们问白桦，您现在还爱这个国家吗？白桦回答说：当然爱这个国家。人活在世界上，总是要有希望的，总是要有期待的，没期待那不就绝望了吗？

电影《太阳和人》

对28年前的“《苦恋》风波”，“知其然”的人可能还有一些，“知其所以然”的人大约没有多少了；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相信能够耳熟能详的人不在少数。

“庆幸《苦恋》没有带来一场政治运动”，现在回味这句话，其中的沉重感还是令人感慨。

邓小平的那个反对“”大批判式“的打棍子做法”的表态，一锤定音，足显魄力和理性。的确，如果还延续此前“文革”的那种荒唐逻辑，当时对《苦恋》的全国性的批判再往前走半步，一场政治运动将不可避免。

以批判《海瑞罢官》拉开“文革”序幕为极端案例，“文艺作品政治化”的“左”的思维曾经在此前和其后占据相当长的时间，这种思维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毁灭的不仅仅是文艺领域，一个国家也会因此而走到崩溃的边缘。

真的是值得庆幸，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已经不是“文革”的时代，因而，那场已在孕育的政治运动被幸运地关进了笼子。甚至，此后以“政治运动”为标签的社会生态也基本上被告别，取而代之的是“依法治国”的现代政治方略。

《苦恋》以及同时代的不少文艺作品的命运，成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试金石，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实践效果甚至也成为全方位打破禁锢、解放思想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