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赵紫阳找了几位青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

以前，青年人在社会舞台上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哪个领域都由老人、权威占据着，论资排辈。比如，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都是经济学界有名气的“权威”，青年基本不可能在刊物上露面。然而，经历了“文革”之后的思想启蒙，青年人有着强烈的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愿望，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抱负不负民国时期起于青萍草莽的大风英雄。

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成为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也是参会者的乔桐封说：“‘中青年’很快就成了气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济研究》就是从那以后开始刊登青年人的文章。”

《经济日报》9月下旬辟专版《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他们刊登了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郭振英的《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吴克的《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修泽的《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的《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陆丁、《世界经济导报》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清华大学周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其他报刊也有发表。

莫干山会效应像发射波，一波一波向外扩展。各地政府开始愿意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省长刘杰任团长，副省长何竹康任副团长，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成为他们的咨询顾问，于1985年4月在政协礼堂举行聘请仪式，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济济一堂，开创了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的先河。

有识之士意识到，要把青年经济学家组织起来，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于是体改委组织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随后成立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各地青年经济学会，都是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各省“中青年”对于体制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介入。

会后，与会者照了一张合影，一共183人。除了前排中间20个座位留给出席会议的领导和会议的主要人员外，其余座位没有做特别安排。

另有一张很多人在山路台阶上的合影，因为天凉和生病，许多人纷纷套上炊事员的白制服，形象颇为滑稽。

回过头来再看几位会议的发起人。

张钢因为忙于筹备，几乎没睡，会议后期，胃出血，13日由王小鲁和田源护送回京。不久，便做了胃切除手术。会议后的报告撰写工作，由徐景安、朱嘉明、黄江南组织完成。黄江南说：“我和嘉明是闷头干活的。七份报告，我主笔组织写了两份，一份是与蒋跃，另一份是与刘瑜一起写的。”而对于朱嘉明，莫干山会议简直是刻骨铭心。9月12日，他在杭州讨论报告，13日给浙江省委省政府做改革报告，这时接“母亲病危”电报，当晚乘机回京。朱基也在同一架飞机上，彼此还有交谈。然而，他没赶上见母亲最后一面，从莫干山上给母亲寄的名信片成了他自己接收。二十四年过去了，朱嘉明说：“莫干山会，农历八月十五，母亲之死，对于我是三个分不开的历史符号。”

几位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人都已年届六十，笑谈当年，一个又一个今天听上去如雷贯耳的名字从他们口中亲切地溜出来，还是那颗热情而年轻的心。至今人们还在不断地提起莫干山会，是因为这些会议的发起组织者，聪明巧妙地组合了各种支持力量和资源，把会办得有声有色，从而影响了历史。

朱嘉明说：“所谓影响历史，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它是时代的，是集体的。莫干山会议之所以成功，除了组织者搭起了一个平台以外，历史已经具备了水到渠成的条件，人们不仅对于改革有普遍的共识，而且经过五年改革，特别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大学生、研究生开始成长，积累了相当多的人才，他们有超前的想法。风云际会，机缘巧合，否则，这个会既不会成功，也不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当时关于改革的很多好的想法和思路，并非来自一个人，常常是不约而同，来自很多人。此外，必须注意‘头脑风暴’的作用，相互刺激，互相启发。这是莫干山会的贡献。”

如果今天能横空出世几位三十岁的青年，打破陈腐，引领一代新人，掀起思想浪潮，直面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让三十年后的人们回忆品评，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