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江南记得，“那时穿得很少，是夏天，我和嘉明等人去天津南开，在火车上议起来。北京青年经济学界已经动起来了，外地青年经济学家还没有。比如，天津的就特别想参加北京

的活动。南开的杜厦把天大和南开的研究生组织起来，经常找我们去讲课”。张钢回忆，“我和嘉明、江南去天津南开和研究生对话，在回来的路上，大家议起，农村改革已经五年了，不进入城市改革不配套，不行。各地有人才，应该交叉，于是提出召开一次会议”。朱嘉明说，“我认为光靠老一代不行，年轻一代应该登上历史舞台。1984年1月，我去杭州，和刘佑成谈过。莫干山地点是我提出来的。1984年夏，我们去天津支持南开的活动，当时，天津经济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集体的力量，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口述，张钢写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通知’，是用铅笔，在一张破纸上写的。下了火车，直奔月坛北小街2号院3号楼，在二楼会议室，让乔桐封整理，回到2号楼定下来，定稿是乔桐封写的”。

毕竟二十四年过去了，记忆留下来的是一些零碎的片断和画面。翻阅朱嘉明1984年的日记：

9月1日-10日生活工作在莫干山

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自9月3日-9月10日召开，这是我提议，与佑成、江南在今年3月于杭州发起的。会议成功了，感到由衷的欣慰。

在莫干山，住329楼。几乎每天早晨都去爬山。我直接组织“对外开放组”的讨论。基本上是成功的。

至此，可以看到，开会的设想最初萌生于朱嘉明的头脑，然后在杭州和刘佑成、黄江南交换意见决定下来，接着张钢加入，讨论、启动、落实，张钢成为会议最重要的组织者。

朱嘉明的日记中有1月份在杭州、3月份在北京与刘佑成详谈、见面的记录。显然，刘佑成是使莫干山会议得以召开的人物之一。我先在网上搜索，知他曾任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还做过公司董事长以及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可是后来的踪迹就没有了。通过杭州的朋友打听，还是没有联系上。

开会有风险

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尚举步维艰。保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然比较紧张。人们走得小心翼翼，怕踩雷，怕前功尽弃。党内改革派和民间改革者彼此都需要借势而行。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由民间发起组织了一个“世界

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温元凯是组织者之一。他们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意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推动社会进步，甚至有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图。这个会以一个响亮的名字流传，叫“全国改革者大会”。

会议锋芒毕露，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

张钢说：“改革者大会后，草木皆兵，这时开会非常扎眼。为了增加合法性，所以才想到用多家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办法。”

9月份的莫干山会是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的，声势不可谓不大。

张钢说：“会议筹备期间搞了一个会议筹备组，我牵头，现在有的书把我写成‘秘书’了。另外，有很多地方称会议有‘核心小组’，其实根本没有，倒是有一个‘领导小组’，由每个发起单位的领导组成。比如《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总编辑王瑞荪，《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等等。开这个会，没有领导表态同意，也没有反对。有人好心对我说：‘出了事，我们都可以脱身，你张钢跑不了’。我说，‘没什么，就是把我打倒，我也没有半截砖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