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江南说：“浙江经济研究中心承担办会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地方；二是政府研究部门，从而有了合法性。原来只有报社。中国的事儿，得民办官助。我们要找官方支持。”

青年还是中年？

“中青年”、“中老年”，现在人们叫得顺口。在中文中，过去只有青年、中年、老年。对此，张钢认为他有发明权，“会议起个什么名字呢？青年？我们当时30岁左右，不是了；中年？不甘心。我记得特清楚，在月坛北小街的办公室里，有一张行军床。那天我躺在床上，屁股冲着墙，脚翘在墙上，身子在床上，我猛一翻身，叫‘中青年’！后来有人说，‘还中少年、中老年呢’，我们不管，就叫‘中青年’！”就这么定了。会议的全称叫“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谁上莫干山？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他们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这，也构成了莫干山会议的辉煌。

朱嘉明、黄江南、张钢商量要在报上征文，以文选人。于是在几家报纸发消息，1984年6月12日的《经济日报》有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内容如下：

本报讯《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

就是这条200字短讯，吹响了一个摧枯拉朽的集结号。

张钢说：“会议筹备组由《经济学周报》承担日常组织工作。还有论文组，审阅应征的所有来稿。临时办公室设在中组部招待所。论文组组长是王小鲁，副组长是周其仁。他们一篇篇过，嘉明把关。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一个省选5人，共150人。选文章的过程中，针对郭凡生的反梯度理论，论文组发生了争执，最终，他还是被选上了。他也是从这次会上崭露头角。根据论文，最终选中了124人，其他26人是原来的经济圈儿固有的人。最终，150人＋10个领导小组成员＋记者组10个，因为在莫干山开，多给了浙江10个名额。”“天津《开发报》一个女记者哭闹着要上山，(周)其仁死活不放。后来实在不行，让她上来一晚上，第二天必须离去。总之，非常严格。”

黄江南则说是，“一位民族学院的女士，在山下哭了好长时间，非要上来。阻挡她的人说，你又不是发起单位的，又没有论文被选上，凭什么让你上。结果她说：‘我也是搞改革的啊！’挨不过她的执拗，就说让她上来呆一天就离开。结果她留了下来。”

朱嘉明回忆，“报纸发布开会并征文的消息后，全国影响震撼。不断扩大阅稿队伍，高梁很卖力气，还有蒋跃、张少杰。先看文字，不看作者，选文章时再看地点，平衡地点、题目。比如，讨论价格改革的比较多，从中挑选，再考虑地区。张维迎提交的是价格改革的文章，一开始没有被选上，后来又被选上了。郭凡生因为反梯度理论，脱颖而出。”

朱嘉明在8月13日、14日的日记中都记有：“晚上在《经济研究》讨论九月会议名单”。一经敲定，立刻通报。

1984年8月25日《经济日报》报道：“截至8月15日止，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篇论文。论文作者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有的作者还附函叙述了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学习、探讨的情况，表达了他们关心四化大业愿为改革献计的强烈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