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开会的风险问题，黄江南说：“政府是由人和部门组成的，有的人本身，就代表了政府。上山的还有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他们来，我们心里踏实了很多。当时不像现在，没几杆大旗不行。没人出文，一切都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

“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这话说得妙！回顾来路，每一个预示改革的动作，都穿行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

朱嘉明也一再强调李湘鲁、孔丹、王岐山上山的作用。因为他们很大程度地代表了某些中央领导的态度。

张钢说：“实际上这次会，不单是地方政府和中央级媒体单位作为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建言的合法活动平台，同时，中央最高机构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密切关注。也正因为如此，更要求我们在新闻方面要有严格的纪律。我们规定各新闻单位一律不许报道。好在他们基本遵守了这些要求。”

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周平写的会议报道在当天的新闻联播做了广播。《经济日报》会后转发了周平的报道。

后人大概不理解为什么不让报道。在当时改革和保守势力胶着对峙的时候，要想前进必须谨言慎行，避免树大招风，坏了大事。

《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丁望、《世界经济导报》副总编辑朱杏清、《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红旗》杂志编辑陈晓梅等都上了山，还有中宣部理论局局长贾春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娄建、外经贸部研究室田力维、计委经济研究所赵明等等。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也参加了会，他后来再见张钢时说，如果没有参加莫干山会，他不会批准曾经热播的电视专题片《新闻启示录》播映。莫干山会的启蒙作用可见一斑。这是后话。

黄江南记得，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他的思想很解放，不是职务行为，是个人行为”。

如今年逾九旬的马宾，被奉为“左”派精神领袖。人在历史中，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新鲜的会风

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

据张钢回忆，莫干山会议的组织分了五个组。第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人组成

，他们不负责会议的运作，基本也不参与会议任何决定；第二是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最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张钢任秘书长，成员有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秘书组会议又增加李湘鲁、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第三是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中青报记者部主任陆薇薇任组长；第四是会务组，由《经济学周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长是张连城和蒋晓玲；此外，最重要的是学术组，组长和副组长是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成员为各会议分组组长。

开会时间分三段，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晚上7：30-11：00。

张钢说：“那时，我参加好多会，看着老人打隔山炮，任何会都拿着稿子念。这次我们索性提出，论文不许带上山，只带身子来。没人开过这样的会。第一天让大家放羊。”

黄江南说：“具体组织工作张钢花了力气。我和嘉明主要是设计框架，组织项目内容，考虑设几个组，给每个组出题。这些题目都必须是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对的尖锐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议的讨论有的放矢、切中要害。由于我们有在国务院咨询部门工作的背景，以及一直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重大策略的策划工作，因而有基础拿出一套很有挑战性的各分组讨论课题。这些题目奠定了会议的内容、方向和基础，为会议成功奠定了一块基石。第一天，是上山交朋友，三三五五聊天，互相了解，会议分成几个组。每个组有核心的人主持会，没有报告，有中心发言，抛砖引玉，大家讨论，去哪个组听都行。”

朱嘉明说：“我们创造了很多新鲜的形式，挂牌讨论，分组，我负责对外开放组，人们分散在各个小楼里，互相串。任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组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