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资”姓“社”争论平息

1992年小平再次南巡为这场争论画上句号，郑元忠也开始了二次创业，他说他的经历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进步

“温州模式”提出后的两三年里，据说有60万人前来参观考察，其中副省级以上领导就不下200人。因山路难行，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后被浙江省委紧急叫停。

1986年，浙江省向中央提议建立温州实验室，提出：温州的模式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因此试验的内容、范围、方式、步骤不受传统理论、现行体制和具体政策的限制，允许打破常规、放手探索，准备承担一点风险。1987年国务院批准建设温州农村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了一个重大的实验课题———农村股份合作制度建设。很快，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温州成为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1986年即发展到1万多家。郑元忠也在这年把他的精益开关厂改造成股份公司，而且是乐清县股份制改造0001号许可证。

但“姓社”、“姓资”的争议再次甚嚣尘上。一个“温州老百姓”写信给中央说，“‘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1989-1991年，中央为此三次派人前来调查。

加上“温州货”成为假冒伪劣代名词，温州民营经济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拷问。

1991年秋，39岁的郑元忠告别风云诡谲的市场江湖，只保留精益集团30%的股份，以最大股东退居副董事长之职，并以年薪50万聘请了一位总经理打理工厂，然后走进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成了温大年龄最大的学生。他的理由很简单：“小时候我的人生目标是，一定要上完大学才算一个真正的人。”

1992年，邓小平再次巡视南方，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给予了断然的“终结”。从此之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胆大包天”的26岁温州商人王均瑶创办了中国首家私营航空包机公司，正读大一的郑元忠也在筹划着第二次创业。

1993年，郑元忠以2年时间学完3年课程，顺利毕业。他打破家族企业模式，邀请温州服装业少帅陈敏、原精益总管吴邦东组成“三剑客”，创建庄吉服饰公司。1996年成立庄吉集团。

1998年，郑元忠被评为“温州改革开放20年十大风云人物”，他对媒体记者说：“从十几年前被四处追捕的投机倒把罪犯，到今天的改革开放风云人物，这不仅仅是我个人身份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一个人身上的聚集体现。”

现在的郑元忠戴副金边眼镜，不再是当年那个骑着摩托车招摇而过的“农民企业家”。他最大的爱好是飙车，常在无人的夜里，把他的宝马车提速到300多公里。

他完全没有曾遭意识形态打压的阴影。他是政协常委，他喊出了“我要买下温州大学”的口号，他获得的承认接踵而至：十大风云浙商，中国十大工商英才，市劳模，省劳模……

相形之下，与他一起被赋予过多时代特征的其他“八大王”大多沉寂了。王迈仟1995年因病去世。叶建华出狱后，开了一间“笑笑照相馆”，后来关门，歇业在家。郑祥青办了一家电脑培训部，每天跑步、爬山，生活规律。陈银松曾开有一家模具厂，后因右腿受伤停业，现在柳市经营杂货店。“五金大王”胡金林则跑去柬埔寨发财，据说拥有一个月利润6万多美元的水电站和15万亩的森林开发权。

“八大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个体户的代表，在他们身后，新一代的温州商人、中国商人茁壮成长，由了先行者不自觉的试验角色，后人才得予在更广大舞台上演绎得精彩。1982、1984年虽已远去，但人们从不敢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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