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八大王”高调平反。温州民营经济从最低谷开始迅速发力，“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广为人知，但也一度让外界产生“姓社，还是姓资”的忧虑。郑元忠是“八大王”里继续从事商业的少数者，他在取得进一步成功后，39岁入读温州大学，后创办庄吉集团，成为商界风云人物，还是温州政协常委，荣誉接踵而至。

从体制外被打击对象，到社会名流，政治上终占重要一席的人物，郑元忠的命运转折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用他的话说是，“我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紧密相连。”

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此时的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开幕，开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文革”中被破坏的人大、政协制度在这一年得到完全恢复，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尽管受到遏制，体制外力量还是在上升的通道里，到1982年底，全国工商户已达101万家，是1979年底的10倍。但春天并没有真正到来。

打击走私到批判开放

1982年，中央连续发文要求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内各种犯罪活动，书记处率先派员到广东浙江等地部署行动

其时，随着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发展，南方沿海一些地方走私现象猖獗，广东一些县市出现“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聚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忧虑。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中央书记处于同日上午召开会议，决定派数名中央部门的领导人，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省部署行动。

2月11-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会议指出，只有旗帜鲜明地坚决严肃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才能正确地健全地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不但是广东、福建两省的问题，全国各地和各个部门都毫不例外。会议不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反对，印发了针对特区工作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材料。谷牧后来回忆说：“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

座谈会上，对走私的研究很快转变成对开放的批判，有人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还有人说：“宁可让经济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随后，在1982年4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向全国公布。《决定》尖锐地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已经和正在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我们党、政府、军队的肌体和国家的信誉。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进行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