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赚外快”的做法在当年还是不多见的，我也是有点胆战心惊，一直都是偷偷摸摸在搞，但后来还是被一八一厂领导发现了，找我问话。我说设备是我搞的，因为中央的态度摆明了在那里，在沿海城市，不是没有先例，而且是默许的。但单位领导不依不饶，向武昌区检察院上告，罪名是受贿。

那时候还没有成立反贪局，行贿受贿的问题也刚刚提出不久，我在检察院立了案，1982年9月的时候，检察院写了个条子，把我正式逮捕了。

当时的武昌区公安局看守所，就在紫阳路省一医院旁，虽然是蹲监狱，也没有受到什么不好的待遇。当时蹲监狱的一般都是强奸犯、杀人犯这些穷凶极恶的，而多数人都觉得我这个分明就是冤案，值得同情，很多人都站在我这边。

偷瞄诉状 隐约看到中央领导的署名

1981年9月到1982年7月，我整整蹲了十个月大牢，但是我一直认为，这好比我白天老老实实上班，早上起来炸个面窝，卖个热干面，靠劳动赚钱，这样也犯罪？

第二年的三月份是第一次开庭的日子，爱人陈冬香一直在为我奔波，在武昌区司法局请来了周明达和杨霞两位律师为我辩护。当时很多人出席了庭审，也有一些跟我一样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对我的案子表现出格外的关心。周明达律师在辩护席上激情万丈，他说：像韩庆生同志这样的工程师，在我国应该越多越好！他的话刚刚落音，法庭上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而作为一个格外威严的场所，法庭上一般是不允许有这样的声音的。

这里有个题外话。为我辩护的周明达律师，在后来的庭审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了，由于他不是司法局的正式律师，后来我的案子都由杨霞律师代劳。我只是听到一些风声，他在临走前，说过“这个事情我不能再做了”类似的话。

那一次，武昌区法院判我无罪释放，从1981年9月到1982年7月，我整整蹲了十个月大牢，但是我一直认为，这好比我白天老老实实上班，早上起来炸个面窝，卖个热干面，靠劳动赚钱，这样也犯罪？区里的判决虽然让我松了一口气，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检察院不依不饶，向市法院提出抗诉，当他们重新判决我有罪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已经远远不止一个法律和经济问题了。

武汉市人民法院判的是有罪免刑，因此我还是自由之身，但被罪名缠身，我必须讨一个说法。我向省法院申诉，直接质问省法院院长：你们能不能给我尽快解决问题，一个星期，如果不能判我无罪的话，我马上就买去北京的火车票。那边很犹疑，于是我说到做到，12月25号，我来到北京。在劳动人事部，我找到知识分子办公室，两个处长接待了我，给我安排了住宿，后来我又找到了中央组织部的知识分子办公室。

事情发生转机是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三家媒体有关。当时我根本预料不到自己的案子还要多久才有出头之日，为了有足够的经济来源让自己在北京生存下去，我在东单揭了一个“榜”，打算设计一个新产品给一个企业。当这三家媒体的记者找到我的时候，我穿着一件破棉袄，伏在北京钢铁设计院招待所的一间地下室的桌子上做设计，又阴又冷。见状他们的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告诉我说：韩老师你不要设计了，我们已经向最高法院提出了我们的观点，如果不能改判，就在媒体上与高法展开辩论。

1983年1月3日，中组部落实政策办公室通知我：不要离开北京，中央已经派出代表团到武汉解决你的问题。后来我听说，由劳动人事部副部长带队，三报记者参与，中央一干人等来到武汉，找到省委、市委、高法、市法和区法的相关人士，短短三天内，没有开庭，即由省高法宣布韩庆生无罪，恢复名誉、道歉，并返还已经上缴的全部报酬。当时中央下达的相关文件是很难看到的，但我偷偷瞄了一眼我那300字的申诉状，隐隐约约看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的署名，似乎还有更高级别的领导，但我没有看清楚，也不好发问。

我终于带着无罪之身回到家乡武汉，被宣布无罪的第二天晚上，市委副书记带领市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一干人等到我家里赔礼道歉，第三天晚上，省检察院检察长也到我家里赔礼道歉，事情终于告一段落。这件事情发生不久以后，市法院院长、一八一厂党委书记等等相关领导，均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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