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深圳特区的指责仍沸沸扬扬,直到这年1月邓小平南巡后才暂时停止。2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继四个经济特区后,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先后开放,其中就包括温州。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新年第一天,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搞活流通,里面提到,“在工作中要注意划清界限,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对经济上的问题,主要采用加强引导和管理的办法解决;对思想上的问题,主要用正面教育的办法解决,都不可简单从事。”
温州市委常委们正在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时,传来一个消息:洞头县发生了一起“虾米案”,一些农民把渔村的虾米收购起来运到外地销售,被当成“投机倒把”抓了起来。市委赶紧给洞头县打电话,要求他们立即放人。这个事情触动了市委领导们,大家在讨论时认为,要贯彻、落实好一号文件,首先必须解决“八大王”问题。
“常委们边学习,边讨论,越来越觉得这不是对几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着对搞活流通、发展商品经济怎样看的问题。在‘左’的目光下,到处是投机倒把、洪水猛兽,但用唯实的眼光看,这八个人是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个体私营经济的代表人物,是农村的希望,是农民的榜样。这个案子,非平反不可。”袁芳烈回忆说。
其实,早在1982年12月,袁芳烈在发现经济整肃给温州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之后,就组织召开了“两户代表大会”(“两户”指农村专业户和重点户),宣布“两户”靠勤劳致富,完全符合党的政策,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受到党和政府的鼓励、支持,他们的合法经营和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被认为是袁芳烈为“八大王”平反释放的一个强有力信号,由于抓捕“八大王”是省委的决定,他只有暗中发力,择机行事。郑元忠关押100多天而没有审判,据说与袁芳烈的态度有关。
在袁芳烈授意下,由市政法委牵头,会同公检法三家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八大王”全案进行复查。调查结果除了发现一些轻微的偷漏税之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上符合中央精神。
当夜,市委召开乡镇干部以上参加的全市电话会议,在传达了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精神之后,宣布为“八大王”平反,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将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市委希望各级党政领导,勇于清“左”,坚持务实,敢于创新,结合实际,认真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带领老百姓大胆发展商品经济,让党的富民政策在温州大地开花结果。
据袁芳烈说,在此之前,他已要求法院对案件重新审查,“查清一个放一个,但做得比较低调。”先后已有5人出狱。
1984年3月27日,郑元忠无罪释放。听亲友们说是中央一号文件救了他,他没立即回家,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然后跑到柳市镇工商所,细细研读一号文件。
回到家中,郑元忠才发现“可以停12辆小轿车”的院子,已经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几个“大王”聚在一起,都劝他别继续干这行当了。但他不听,把水田填平了,重又办起开关厂。
胡万昌说,郑元忠翻案对其他企业主影响很大,“就是说,没事了,共产党政策虽然有变化,但是还是讲道理的。就这样,柳市的低压电器又蓬勃地发展起来了。”6月,柳市低压电器门市部猛增至1000多家,从业人员逾5万人。
这一年,温州开始走上以“小商品、大市场;小规模、大协作;小机器、大动力;小能人,大气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之路,到1985年,全市已有80多万农村劳动力离开耕地,转向经营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行业,家庭工业企业达13.3万家,被称为“中国农民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媒体报道后,也开始有了著名的“温州模式”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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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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