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在生产队挣“工分”过日子的人越来越少
解说：这个人叫谭国骥，是崖口村的植保员，大家都亲切喊他“骥伯”。这天骥伯一早接到通知下地中马铃薯。
谭国骥：我每天都是早上八点多就开工了。每年早春的下种开始，我就一直管管到秋收完毕，我的主要工作就完成。但是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就是全部农业线的几个人我们就分工吧。有一些管水利的，以前是搞水利的，修修水渠啊，倒闸这样一些。
解说：在崖口村，像骥伯这样靠在生产队挣“工分”过日子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工分计算采用完全平均的方式，加上生产队里600多人干200多人的活，就难免出现田间偷懒、窝工的现象。
欧文在美国Indiana州New Harmony小镇的实践失败后便郁郁寡欢，自己一直很难面对。但他的儿子却在自己后来的著作中回忆父亲的大胆实践，他说这场运动注定失败，因为小镇虽然倡导人人平等，却其实很不公平。每个人劳动的性质质量都不同，但无论是镇里的车夫，学校的老师，还是种田的农民，所得的分配全一样。这样弄得人们越来越懒惰，镇子也凌乱不堪。这个今天看来浅显的道理对于经历过人民公社的中国人来说肯定有更深刻的体会，只是崖口村的制度在当今鼓励竞争的大环境下，真的还能年复一年的继续下去吗？
解说：在崖口村的一个祠堂门口，我们看到一张关于崖口村征地的告示。据说就在我们到来的几天前，中山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崖口村签订了一项土地征用协议，征走了村里约1.17万亩的土地。一路上，村里不少宅基建工程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中。
记者：您之前住哪里啊？怎么突然要盖新房啊？
杨先生（崖口村民）：有钱分了嘛，没有钱怎么盖新房啊。
记者：你这个钱？那您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盖呢？
杨先生：征地啊，有钱分了，盖房子啊。
记者：那您这个房子盖好之后是你自己住吗？
杨先生：是自己，不是自己盖了有什么用啊。
记者：几层的房子啊？
杨先生：两层。
记者：两层的房子？您这个一平方米花了多少钱啊？
杨先生：花了我不知道啊，我不是做建筑业这行的嘛。大概四十万，三十多万。
记者：那就整个房子三四十万块？
杨先生：三四十万块是很大一笔资金了。
下一页：谁也无法预测这个村庄公社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