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口的“公社村庄”命运也许会被改写

谭伟钦（崖口村村委会主任）：这个水库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建成。当时那个水库的规模应该没那么大。后来由于政府投放了资金，把它规划起来，再把那个大堤加固。这个水库的水质比较靓。因为它是集那个天然雨水，所以可以当作农田灌溉也可以当作村民那个饮用水。

以前在放水的时候用人工那种最古老的方法就是楼梯塞，用那个一个一个塞来放水，现在就改用了那个螺旋那个开闸的来放水。具体位置就是在这里，假如我要水库放三米的水，它就从水面下到三米那个塞里面，填到水下面三米把那个塞拿起来这样。放到那个塞没有水出来，这时候就有三米水了。传统就是这样。

假如有人在水库里游泳，包括那个牛羊，那些牲口都不准放到那个水库下面的。还有，为了保障那个水质的漂亮哦，我们都放了好多那个鳙鱼，放那个鳙鱼主要是在水底下面水泥上面那个位置，把那个微生物（吃掉），它专门吃那个。所以就保持那个水质的（靓）。

解说：由于是农闲，这天出工的社员并不多，只是600多个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中的少数。沿途中我们遇见了崖口村的农机管理员，谭建彬。

记者：这里面放的什么呀？

谭建彬（崖口村农机管理员）：收割机。

记者：农闲时来检查收割机的状况。

解说：事实上，崖口的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并不大，成片的3000亩稻田，已经大部分做到机械化操作。村民的劳作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神圣的形式，村民之间也很有默契的认真对待。

在人民公社时期崖口村是一个生产大队，自1980年以来仍坚持公社化体制，迄今依然采用生产队种田，大队统一核算，集体收入实行按劳分配。但在这改革开放的30年间，这个村庄的共有制度也受到了外部市场经济的冲击。目前，大部分村民已经离开了大队到市场上就业，大队集体经营的范围也大为收缩，原来由大队直接经营的工厂、果园、养殖场已逐步转为出租经营，但是，村庄的3000亩稻田则始终坚持要用生产队这种方式来耕种，而集体资源和资产的出租收入也必须纳入大队内部按劳分配。可以说，崖口大队用一只手将一部分资源拿到市场上出租，同时又将赚来的钱交给另一只手，用于支持大队内部的集体生产和按劳分配。这就产生了两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崖口村没有在1981年实行家庭连产承包责任制而是继续走公社化体制的道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他们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任何一套制度都是因环境而生，或者说制度跟一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十分不开的。许多社会学者在研究中国村庄层面的制度现象时，往往强调这些“能人”的作用。您也许听说过以“共有制”闻名的深圳市宝安区的万丰村，有专家认为“共有”制之所以能够在万丰村建立起来，跟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潘强恩的一些价值取向、价值偏好有很大的关联。然而在崖口村，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核心人物，他就是崖口村的村党支部书记陆汉满，人称“满叔”。可以说，自1981年以后，如果没有陆汉满这个人，崖口的“公社村庄”命运也许会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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