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前副市长：城市密度高绝对是一件好事

2014年08月11日 11:19
来源：凤凰卫视

人参与评论

核心提示：户籍制度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让未来的城镇化需求是日渐凸显，作为本届政府改革的排头兵，新型的城镇化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意义。纽约的前副市长Daniel Doctoroff先生认为，一个城市

核心提示：户籍制度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让未来的城镇化需求是日渐凸显，作为本届政府改革的排头兵，新型的城镇化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意义。纽约的前副市长Daniel Doctoroff先生认为，一个城市发展到最后注定会高密度，而城市密度高也是一件好事，因此通过让人们重视公共交通，就能向他们提供一个更有趣更具可持续发展环境的社区。

凤凰卫视8月10日《一周财经新趋势》，以下为文字实录：

吴柯萱：户籍制度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让未来的城镇化需求是日渐凸显，作为本届政府改革的排头兵，新型的城镇化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意义。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城镇人口的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正式由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社会转变为了城镇人口占多数的社会，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不过当下的城镇化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如何平衡农村和城镇发展，大城市如何解决住房短缺的问题等等。未来城市发展的融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今天的首席对话我们就请到了彭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也是纽约的前副市长Daniel Doctoroff先生，来看看他对于中国城镇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解说：Daniel Doctoroff，彭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纽约市前副市长，曾负责纽约市2008年及2012年夏季奥运会的竞标工作，现任资本市场监管委员会委员。

    吴柯萱：据了解，美国城镇化率超过80%，美国也是城镇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不过，美国刚开始也面临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城市无序扩张，浪费土地和资源，您曾担任过纽约市副市长，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又该如何平衡城市与乡村间的关系？

    Daniel Doctoroff（彭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我认为美国的经验与其他地方非常不同，早在汽车开始流行的时候，美国就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因此当时有大量城市社区开始无序扩张，以致人们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后悔。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无论在纽约还是其他城市，是对实际城市的一种归真，也让城市的发展更多的重视公共交通部分，这主要是为了减少对环境的影响，但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城市密度高也是一件好事，因此通过让人们重视公共交通我们就能向他们提供一个更有趣更具可持续发展环境的社区。

城市密度高绝对是一件好事，这很有意思，我认为一个城市发展到最后注定会高密度，我们将会看到城市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密集，不过我们必须保证这种高密度是在合理的管控之下，但是当考虑到环境问题时，不光中国，甚至全世界都面对着这样一种情况，大家从环境角度意识到城市密度高比较好，那将是我们发展的方向。纽约的人均碳排放量约为美国其他地方的四分之一，很明显，纽约是美国密集度最高的城市，所以我认为，高密度是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

    解说：相关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3.7%，差异主要是地域和职业转换，但身份和地位未转变的是农民工。据中国社科院2013年7月发布的城市蓝皮书，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68%，2020年中国有3亿，2030年前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亟待实现市民化。

    吴柯萱：近三十年来，中国已有两亿农民工，这算是中国独有的现象。那么根据您的经验，您觉得该怎么解决尤其是在大城市里住房紧张的问题呢？

    Daniel Doctoroff：在美国，我们并不会计划那些事情，这是一种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最终吸引人们的还是工作机会，但正是这种机会，这种经济机会将人们吸引到城市、郊区或是其他地方，机会对于人们来说，就像磁铁一样有吸引力。

    关于住房问题，答案没那么简单。你必须去建房，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你在哪儿建，你的经费从哪儿来，你该如何规划才能让它成为城市构造的一部分，你如何确保你并不是在建造人们世世代代都改变不了宿命的贫民窟。纽约就曾犯了这样一大错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把穷人都聚集在同一个社区，尽管现在城市已不断进化发展，但你还是能看得见那些群体。你必须为人们提供赖以生存的地方，但是得考虑周到，这就需要中国在规划和融资方式上做出一些重要转变。

    解说：面对城市化的进程，如何解决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资金，是始终绕不开的核心问题。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建立市场化的地方政府投融机制，发行市政债为城市建设融资是主要的手段之一。

    吴柯萱：正如您刚才所说，城镇化的关键在于融资，怎么获得资金。据了解，中国政府可能会允许地方政府发放政府债券，以此来解决融资问题，对此您如何看待？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经验？

    Daniel Doctoroff：这套机制在美国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金融市场是充满活力的，因为它有很好的透明度，和政府对金融信息的披露，市场它本身就可以检验这些信息，而且十分有效，反观美国，政府债券不需要在收入上和债券上付税，所以为城市发展需要融资，美国有一套成功的经验。

    吴柯萱：那您觉得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来解决资金问题？

    Daniel Doctoroff：在纽约的住房问题，当然纽约只是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个城市的住房不是经过（政府）建造的，至少在过去的四五十年不是。相反，它是通过私有经济实现的，私有经济能通过廉价融资或是津贴的方式让住房更易于负担，但它不会自己建造住房，它是依赖于庞大的公开市场来资助实际的住房，所以这不失为一种办法，政府可以不必花费太多的资金让自由市场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依靠营利组织来承担部分资助，联邦政府也提供了一些建房补贴，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有些也许能给中国带来帮助，但所有这些方法都离不开政府市场策略的改变。

    彭博有一个管理理念，我喜欢称之为成功城市的虚拟循环。我们坚信，我们的任务在于发展我们的城市，提高居民的数量，增加游客的数量，提供更多的城市工作机会，这个发展是好的。当我们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创造出额外的税收，再投资于提高生活质量，改善住房，交通情况，建设公园，让城市变得更安全更干净，改善环境等等。而当我们把城市变得更好，提高了生活质量，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到来，由此保证了这样一个循环不灭，这正是纽约实行的策略，在现阶段的中国，这个策略也同样适用，我觉得一些理念是相通的，但是实际操作可能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