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中年”的雅兴和风骨

在香港，当一个称职的文化人必须奉行“杂家”精神，什么学问也得懂，哪怕只是懂得皮毛；什么事情也得干，哪怕是一直干不出什么名堂。当然，梁文道不是因为他干得多、懂得杂，而是他干什么都很在行、很到位，写文章持平精辟，上电视风趣幽默，近来开始办起出版社，也是头头是道。在“文化”这个市场上，可算是深谙“包装”之道了。

梁文道跟友人办出版社“上书局”，既体现了那一辈香港“文艺中年”的雅兴和风骨，也呈现出香港新近的出版生态。香港出版界近年转吹“政治风”，不知道跟回归是否有关，但肯定受社会风气所影响。不过，这“政治风”不是说议政论政，而是在任何问题上，大家都愈发喜欢大谈自己的观点了。近来大热的主题有：回归十年、政治制度、民生问题、集体回忆、公民社会、本土性等等。相应的出版物既多，观点也是各有异彩，但奇怪的是，我们在众声喧哗之中，始终找不到几本能作深入分析的专书大著。站在排山倒海的新书前，读者就好像在读专栏文章，妙则妙矣，却是意犹未尽。

市场主导和文化包装

这也算是市场主导的结果。像“上书局”这家小型出版社，已办了一年多，却总予人“书展出版社”之感，即在七月香港书展才大肆出书，甚至梁文道亲自下场，在书展摊位上高声叫卖，而其他时候却默默无闻。在他们的新近“书展出版”中，跟那些“文化名人”的名字总脱不了干系，例如三位核心成员：梁文道、蔡东豪和蔡子强，都分别出版了《味觉现象学》、《毅行者》和《带书上路》。另外也有学者沈旭晖的《国际政治梦工场》、食评人梁家权的《菠萝油与碗仔翅》和《麦芽糖的黐缠往事》等。对于这群薄有名气的写手来说，出书实在不难，难就难在应写本怎样的书。所以他们为了赶书展，便结集专栏文章，简单快捷，部头也轻，卖起来也容易得多。这也是香港近年出版特征的一种。

另一种特征是文化包装。书要包装，出版社也要包装，过去香港小型出版社的大量失败，多是因为他们只看内容，不重包装，结果就成了出版市场的边缘分子，迅速消亡。“上书局”打正旗号搞文化知性型出版社，梁文道等文化人“下海”就已是卖点，而像“政治”、“阅读”等出版界“票房毒药”，经过一轮包装，也一下子热起来了。他们甚至请来大财团赞助，大张旗鼓地搞了一份免费杂志《读书好》，开宗明义就是以文化人的观点，教大家如何“读好书”。

香港“偏食”的阅读风气

经济城市的特征在香港处处可见，出版行业市场化，既是理所当然，也是小型出版社的必走之路。可是，出版业蓬勃未必就代表阅读风气也兴旺，一个城市的阅读生态，不只是看出版了什么书，也要看到底“热”了什么书。

在香港，要衡量一本新书的“热度”，却是看有多少人谈论，多少传媒报道。一个近年的观察是：一本销量既好，内容质量亦有保证的新书，是万中无一的。不难发觉，所谓香港良好的阅读风气，其实都只是一个假象。

历年书展入场人数屡创新高，却没有人认真考察为何一些好书依然滞销；像《读书好》这类阅读杂志，和报章上的读书版面，多数的做法就是“叫人读书”，至于读什么书呢？一是新书，二是专家选书。所以才会充斥着那些“新书推介”和“十大好书”的沉闷栏目。这正好说明了香港人的阅读习惯仍然被动，有新书便读新书，没新书便读专家选书。况且香港的出版界向来“偏食”，能选择的书也就少之又少了。

其实，香港读者实在是相当幸运的。香港人普遍都看得懂中文和英文，读欧美出版的英文书籍毫无困难，地缘政治的因素也令香港的书店集中了两岸三地的所有出版物，可算是华文阅读界的一块福地。惟一的问题是，选择太多，反而令香港人不懂选择，亦使香港出版社的竞争力每况愈下。梁文道创办“上书局”时曾说过，要视出版社为一门生意，最终的目标是搞上市。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绝对政治正确，但落在香港的环境里，就变成了一个诅咒。

下一页：梁文道新书《味觉现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