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观园》六百期特别活动 走近中日文化匠人

沉淀生命美感的执念——写在《文化大观园》开播600集之际

王鲁湘

记得12年前的某日，在香港凤凰总部，院长找我谈话，说《纵横中国》马上做完了，根据老板指示，台里决定为我量身定制一档文化节目，就叫《文化大观园》。 

那一年的冬天，在沈阳，我录制完《纵横中国》为期四年的最后一个镜头，告别了一起奋斗四年，马上就要解散的《纵横中国》栏目组的小弟弟小妹妹，拖着皮箱搬到了另一家酒店。 在这里，几位新认识的小弟小妹正等着我，去采访拍摄赵本山的东北二人转培训学校——《文化大观园》就这样诞生在东北的皑皑白雪世界。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12年，一做就是600期！

12年，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会长成美少年。

12年，一个刚上学的孩子会考进大学。

12年，一个青涩的实习生会成为编导、制片人。

12年，光我们《文化大观园》栏目组，就有9人结婚生子，成为父亲、母亲。

当然，12年，还有好些位我们《文化大观园》采访拍摄过的学者、专家、高僧大德相继离世。 

12年，风度翩翩玉树临风的王鲁湘，也悄悄步入老年。 

今天，当朋友们同我们一起庆贺《文化大观园》600期的时候，我在想，600期对我，对我的同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记得在故宫宫墙上录制《纪念故宫建宫600年》特别节目时，我说了一句：“向苍天再借600年”。 

600年，试想想，神州大地上，有几许东西是生存过600年的！

600个月呢？那也是50年，半个世纪，又有几许东西能顽强生存半个世纪？

600期，那是600个星期，每个星期策划一个选题，联系一个嘉宾，出一趟差，坐一次飞机，住一家陌生旅店，去一个陌生地方，了解一些陌生信息，思考一些陌生问题，节目不开天窗，交通不出事故，机器不出故障，人不得病，这容易吗？ 

记得前些日子在酒桌上还跟人吹，这一辈子坚持做了20年从未间断的事情只有两件，一件是拍电视，一件是自己给自己肚皮上打胰岛素。头一件事之所以坚持，是因为要指着它谋生吃饭；后一件事之所以坚持，是因为要活命。

确实没有想到，作为一个文化人，一个学者，自己这一辈子会同电视捆绑得这么紧密！一个教授，一个博导，一个研究员，同时又是一个职业电视工作者，做过策划，撰稿，编导，主持人。这样一个在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电视界都绝无仅有的个案，竟然迫使媒体界专门为我创造了一个新名词：中国知道分子。

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有一次对我说：“鲁湘，我认为你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 我说什么对象？他说：“中国历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个学者像你这样去过这么多地方，了解过这么多丰富复杂的文化现象，同这么多学科完全不同的领域的专家进行过深入的交流访谈。你已经因为种种机缘凑泊，成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信息体，既是那么多信息的接受体，也是那么多信息的处理器，还是那么多信息的发射器。你这样的信息体，过去的传统社会没有，人做不到。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的传统文人，根本同你没得比。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以后人类处理海量复杂信息的手段和设备会比现在先进太多，像你这样亲临现场与一线专家学者直接交流获取信息的方法，人们不会用，也用不起了。所以你就成了一个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