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交织的台美关系：依赖使台没有说不的条件

解说：发生于一九五七年的刘自然事件，起因是美国士官雷诺枪杀了台湾青年刘自然。美军的说法是刘自然侵入民宅，偷窥雷诺的太太洗澡，因此雷诺没有刑责。

胡卜凯（社会评论家时为中学生）：我们当时听说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有走私，或者什么其它的这个商业活动，发生了金钱纠纷。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美军顾问团，大家对美国人都是又爱又怕。

刘容生（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光电所所长时为中学生）：我小时候是北投长大，北投有很多这种风花雪月的，可以到处看到，周末都是美军，就是说对于美国有一种，美国人或者美国政府有一种，怎么讲，爱恨情结吧。这个刘自然的事件，我想普遍它代表一个就是说，好像长期这个中国在被压迫，政府官方的说法就是说，刘自然去偷窥人家太太洗澡，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政府的一贯的宣传手法，就是把你抹黑，然后就让大家觉得，这个好像不是那么过分的事。

解说：美军单方面的判决，立刻引起了群众哗然，纷纷前往美国大使馆抗议，引爆了反美的风潮。

钱复（台湾前检察院长）：不多久的时候，正好是下课的时间，许多的学生下课就围在那里，群情激昂，宪兵这个警察都没有用了，群众就冲进美国大使馆。很惨啊，很多人就躲到地下室，把电报什么通通都打得粉碎。我那个时候正好在国防部联络局，所以奉派带了一连的宪兵，上阳明山，保护驻在阳明山的美军。

解说：因为许多年轻学生的参与，外界传言认为救国团介入暴动，但是当时在蒋经国身边的李焕，并不以为然。

李焕：过了一个礼拜，经国先生到救国团来，他跟我讲，他说上个礼拜我们处理刘自然事件，我一夜都没有睡，唯恐这事情扩大。他说现在外面讲，这个事件是救国团在背后推动的。经国先生说，现在就是我们要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时候。

刘虚心（美国德州第一银行副总裁时为中学生）：我记得好像是，总统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等于是说要大家冷静，那我就是被老师选去，上台去读这篇文告的人。升旗台在那个时候，都是一个很庄严的地方，我就是被指定到那个上面去讲话，就是心里也很不舒服，而且就觉得这个国家弱，我们的国民被人家打死了，还要去跟人家道歉。我们去打美国大使馆，也没打死他人对不对，还要去跟人家道歉。

解说：不管是不是反美，在经济，军事都依赖美国的情况下，台湾没有丝毫向美国说不的条件。另一方面，西方的由民主思想，这时候也在知识界萌芽扩散，这股力量集结成为“自由中国”杂志，针对党国体制展开深入的检讨。

雷美琳（雷震长女）：那个时候我父亲的杂志社，也一再认为国民党不应该在学校里面办救国团，他说学生应该全副的精力是放在功课上面，要好好的念书，他们还没有成熟的这个阶段，你就把思想放到他们学校里去，教育他们是不对的，要要求撤销救国团，我记得也有这篇文章。

解说：这份由雷震担任社长的“自由中国”杂志，大力鼓吹回归宪法，追求货真价实的自由民主，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反共的最佳利器。尽管这些都符合西方自由民主的常理，但是在那个军事戒严时期，却都是非常危险的言论。

雷美琳：他以前他是国策顾问，他也到蒋介石的官邸去，总统府去，他有很多问题，跟他讨论的时候，我父亲也是一直讲真话。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他讲真话只是关起门来，两个人的回答的问题，他没有那么生气。可是后来我父亲办这个杂志，照样讲真话，是那个杂志是对外的，很多人都看得到的，他就不能原谅我父亲。

解说：但是越受压制的言论，越会引起某些年轻人的注意。

陈鼓应（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时为台大哲学系学生）：“自由中国”杂志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那是唯一的政论的刊物，那么殷海光先生，我们哲学系的老师，他经常在，他是主笔，也经常写文章，所以这些文章，对我们那一代都有很大的影响。

解说：一九六零年，当雷震企图结合地方政治人物，成立反对党以进一步实践民主宪政理想的时候，终于遭到全面的镇压。

洪三雄（时为中学生）：“自由中国”应该是，早在我们高中的时代，应该是在一九，我记得差不多一九六零年，雷震被捕之后就没有了，因此“自由中国”这个书，那时候就变成一种禁书，畅销的禁书，可是要买买不到，我们基本上是经常要跑牯岭街的，我不晓得现在牯岭街大概都没有了，以前牯岭街整条街是，那个叫做旧书商。

解说：这条牯岭街意外地成为年轻人启蒙的泉源，在那个思想被镇压的年代，这些角落的幽光曾经悄悄地照亮了许多青年学子苦涩而易感的心灵。

钱永祥（台湾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员时为中学生）：那是一段很美的经验，我们几乎每天放学都会到牯岭街，我念高中，我是念建国中学，我们去那边，不仅买这些三十年代的东西，我们还买了像我看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我看的“文星杂志”都是在那里买来的。老板看到你来了，会偷偷地跟你说，有些东西要不要看，我说好，他就从一个书柜的后面，摸出几本来给你看一眼，那种感觉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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