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压力大，高强度，你真让你，我们都想说，说别弄了，放松点，都那么说，可是不行，这事全堆在这对吧，你真到那时候，什么事也没有了，可能你还就变成吃得饱睡得香了。

王鲁湘：实际上人生也就探底了，心里头就落定了，那么文革结束，这几位老者是有幸度过了文革，然后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时期，和这个国家一样，所以在这点上，应该说，这四位老人是幸运的，那我们看看下一段片子。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十年文革浩劫，将中国传统文化摧残得体无完肤、千疮百孔。在这样一片满目疮痍中，我们在邓小平的指引下，一步跨进了改革开放。西方商业文明的涌入，虽然让人们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善，但我们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却似乎形成了一层隔膜。于是，在满足了温饱之后，倍感空虚的我们再次把眼光投向了祖先，也再次看到了这些被打倒的老者，这些从民国一路走来的传统文化的携带者。

王鲁湘：这四位老人应该说是幸运的人，他们到了自己的晚年的时候，进入一个相对平和，安静的一个时期，然后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很奇怪，又开始国学复兴，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了香饽饽了。

马未都：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定要活下来，活到最后。对不对，活到最后你能看出这个结果来，那么这一百年，一百多年，应该说从太平天国开始，这一百多年以来对文化的这种强烈地持批判态度呢，到最后觉得这事可能不是这样，所以文革完了以后，这个八十年代又发展了十多年，然后到九十年代，大家知道这文化确实还是个好东西，对过去嗤之以鼻的，持强烈批判的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呢，重新拾起来，重新给予一个应有的尊重，这是应有的尊重，把他们举起来说代表人物就一定要出现，要不然说什么呢？这些先生，像任继愈先生，季羡林先生，王世襄先生包括丁聪先生，这些人都作为整整伴随这一百年的，这个历史，留下的中国的仅有的活的符号。

解说：在上世纪末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声浪中，从民国一路走来的这一代知识分子，虽已年逾古稀，但都在不同的领域受到了人们的尊重，甚至追捧。季老96岁时，写下《病榻杂记》一书。书中，他用通达的文字，辞去了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

字幕：“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病榻杂记》

张颐武：这些老先生，其实后来季先生大概是跟他们不太一样，季先生后来发展成一个国学，中华文化的象征。

王鲁湘：但是国学泰斗这四个字，其实也让季先生的晚年也很为难是吧。

张颐武：而且特别离谱的就是说说，他其实，季先生专业领域大家都知道是“二西之学”，其实是印度，巴利文，梵文这些东西是他最熟的，结果居然说他是一个国学大师，这个确实让他也觉得自己很滑稽，而且我们大家是说，凡是有学问的人，而且有些媒体是一种宽泛理解，学问很大，年纪很大，他就是国学大师了，中国学问的大师，他不是说我们这个界定的传统文化研究的大师，他是中国学问大师，所以到口就来，这个让季先生确实也感到非常无奈，一个老先生他看着，他也觉得无奈，滑稽可笑，但是这个事他越说，然后人家就说这是伟大的谦虚，反而变得更滑稽，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个大师其实是一种，不是过于客观的，但是季先生，你看多么伟大，他谦虚，他谦虚到这个程度，说他是大师，你看，他本来就是大师，但是他非说自己不是，最后就变得越来越滑稽。

马未都：这种称号你给他以后，尤其他又无力，九十多岁了，报纸上一打开，每天一大堆的大师，大师地叫着并不舒服，真的是不舒服。你不站在他的角度，你不知道他心里有多不舒服，看到这个词儿。并不一定是一个，就是你认为一个无上光荣的事，对他，他内心能够接受，他不一定接受。

解说：在学界，与季老同样声名显赫的任继愈先生，在卸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那一天，作了这样的发言：“我想了半天也没觉得我做了什么事情，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给图书馆的玻璃门上贴了个条，省得大家撞到玻璃上，这可能就是我所做的工作。”这就是大师对自己人生的轻描淡写，也正是从上世纪的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现在又离我们远去的一代知识分子们的共有品质。

王鲁湘：那么这一代人其实已经过去了，逝者2009，现在我们来回顾他们，你觉得就是，像马先生说的，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最可贵的东西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