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我就特别坚强，我觉得遇见坎坷的事情，我就是，我就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就是说我一不自寻短见，二不铤而走险。我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可是净这样还不行，还得想做一些事儿，对国家，对人民有益处的。

王鲁湘：这一段呢，其实就是说的是几位老人，从1957年以后一直要到文革了，我们说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时候，一般都会讲到这一段，这一段是不可回避的，就是为什么就是从1957年一直到文革，我们会有将近20年的时间，为什么会这20年是让中国知识分子来扛这样一个十字架。

马未都：我觉得和平时代，文人扛这个是应该的，因为和平时代只有文人去扛，那么战争的时候一定是武夫去扛，这不明摆着的事吗？他不扛谁扛呢，那么对他们的打击是致命的，我觉得是致命的，但是很多人都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陈梦家先生，那就走了，北大的翦伯赞教授，这都是历史学家，都不是一般的教授，大学者都走了，像傅雷这样的人都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以保持自己知识分子的尊严，我首先对他们表示一个尊重，就是他用最后一个方法来选择保持了知识分子的一个尊严，那剩下的人，能度过来的人，他是应该有信念的，一定要有这个信念，没有信念，文革的那种非人的折磨，不仅仅是肉体，我觉得不仅仅是肉体。

王鲁湘：而且长达十年，而且根本看不到头。

马未都：那时候没有十年的概念，就觉得永远是这个样子了，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保全自己能够健康的活下来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张颐武：你看季先生在《牛棚杂忆》里写的那个情况，其实是充满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感情，非常微妙的一种情绪，就是一方面他对社会的那个状况他是觉得是非常迷惑，或者迷盲，那么另一方面他还是有一个信念，中国人就是能够适应能够熬过去，熬的这个意识是很强，中国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感觉还是很强，所以季先生后来提这个中华文化复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想在文革的时候他的这个境遇里面，其实也有这个感慨，这个历史其实不会老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总会有一个转机，因为他们，像季先生和任先生，他们都是对中国历史的这种起伏波荡，他有相当多的理解，所以他们对历史的这种变化，是比较能够适应的，有弹性的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

马未都：当时我认为还有一些客观原因，是使他们的视线转移，你比如说，像王世襄先生当时就发配到干校，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体力劳动是救人的，你想想你说你在干校干个五六年，比你在机关里那时候待着天天批判那五六年，那人就崩溃了，所以你看王先生有一张照片很有意思，他拍59岁的时候浑身还是腱子肉呢，完全跟个健美运动员似的。

张颐武：不过倒是这个说法我很同意，很多人在干校里，

马未都：从灵魂上救了他们。

张颐武：反而他在干校他简单了，就因为变成绝对的体力劳动，然后很多这种非常微妙复杂的这种痛苦的事情你不去想了，然后就睡觉，睡完觉以后起来，

马未都：去干活。

张颐武：发展一些爱好，你还可以写写旧诗什么的，很多人在那写写旧诗，消遣一下，玩玩中国传统很多休闲的文化。然后你在连队里边那个很简单，把身体反而养好了，所以很多老先生长寿，跟这个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马未都：我觉得人生很有意思，人生的起伏，你以你的寿命而言，他们这部分人大概是在五六十岁，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突然去干活去了，你想我们还不能想象，突然让咱干个七八年活，体力活，想着这事挺怪的，可是逼着你去了，可能对你一生的这种肌体的这种。

王鲁湘：是一个重大调整，

马未都：调整，可能是个好事，你坐在这个屋子这个板凳，可能一下就坐下去了，可能还就坐不成这个年龄了，可能这次调整是个好事，包括心态的缓和，你像我们现在今天都是生活中

王鲁湘：压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