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许多不满蒋介石政权的文化人纷纷前往香港。他们都企盼着一个新的时代早日来临。很快，他们盼来了一个新中国。

季承：当时的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他（季羡林）是非常拥护的。所以他到北大，北京大学来以后，说是那时候要接胡适啊他们要到南方去，当然我父亲当时是不是被接之一，恐怕不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地位。但是他要走是可以的，要走到南京去肯定那边会欢迎。他呢是根本没有任何一点意思要去的。

同季羡林一样，当时的知识分子都面对着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抉择：离开还是留下。

王鲁湘：离开还是留下。在1949年又是一个选择，当然了，这四位先生在当时来说，应该说这个选择不难，因为当时他们还不是很重要的人物，所以我估计在1949年的时候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就是留下，但是这一代人，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选择。

马未都：对于当时重要的学者肯定是这样，但是我认为我们从一般的人的思维方式上讲，首先是故土难离对不对，你的根基在这儿，而且1949年的时候，无论说最主要的国土，就是说你不成比例的国土，台湾那个按面积算，你占中国大陆的国土面积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留下呢，是一种选择，只不过说呢，你在当时的政权的更迭当中，更替当中，你做怎样一个判断，我们首先应该有一个，应该达成共识，就是说走掉了不一定说就不是学者，依然有很高的成就，这个不能认为走了就肯定是错了，就没了学问了，我觉得这个不能认为，就不管走与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呢，很重要的一点还是你的后来的学问的扎实，是不是你能够做出学问来。

张颐武：不过其实当时大多数的人选择留的是主流，选择走的很少，那这个除了像胡适之先生这样。

王鲁湘：选择走的人他是有条件的，

张颐武：对，不是一个人能走得起的。

张颐武：这是一个，另一个呢，那个新的社会，它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就是你像陈寅恪陈先生这样的，他到了广州他还是留下了，当然一方面是一个认同，就是他是对这个所谓整个精神托命的认同，那另一方面对新政权，他也不是没有期待，因为这个中国这个社会因为已积弱很多，很久，它很破败，那么这个新政权那个时候给他确实是耳目一新的一个感觉，就这个感觉还是有很深的冲击力。所以那时候主要的一些知识分子，留在国内的还是比较多，所以你看就是胡适，因为他，胡适是跟国民党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渊源太深，他已经是没有，身不由己。

王鲁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胡适已经被列到战犯名单里了。

张颐武：对，他已经没有选择，你看抗战时候他是当大使在美国，然后后来回来以后他一直参与到国民党政权很深，他没选择。

马未都：这有一个数据嘛，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从民国元年到民国38年，到1949年，这38年对于一个人，如果是童年的一生，你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季羡林先生，

张颐武：1911年生。

马未都：他等于是从那年生，到38岁这一年，那38岁按照过去的说法，你人生过半了，是吧，我们今天还说能活得长点，那时候肯定是过半了，过半的时候，你这时候你看到的中国，完全是一个，我们用最平和的语言说是一个动态，就是不停地在更新，在打仗，在什么，那我想对于一个人来说，那最简单的就是烦了，尤其对做学问的人。

张颐武：他就折腾的太厉害，受不了。

王鲁湘：整个已经民心思定。

马未都：对，就是大家都希望停下来，来好好搞建设，来搞学问，这个时候我想，大部分人留下来也是顺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