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逝者2009，2009年走的一批人中间，这四个老者大概是属于年纪比较大的了，98岁，95岁，最小的丁聪也93岁，应该说这四个老人，在同一年去世，确实让我们也有很多的感怀，有一种说法，说这几位九十多岁的老人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马未都：我觉得他们在今天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主要是首先有赖于他第一点，就是他们寿命都比较长，都是活过了90岁的人。

张颐武：活的长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

马未都：太重要了，就是如果去世早，就可能成就就不会被人广泛知道，第二呢就是，这些人都是民国革命，可能季羡林先生是1911年，正好是民国革命的时候，这些人，等他受教育的这会儿，只是民国革命还不进入，还不到十年的时间对不对，你像季先生这样，那么他所受的教育，实际上还是延续了一个封建社会那个传统的那个教育，所以他们对古代的这个，就是现在说的国学这一部分呢，

王鲁湘：不陌生

马未都：就是太熟悉了。

王鲁湘：有童子功。也就是说他们成长的二十世纪的这个初年，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有人戏称，说这90后，70后，其实这几位都是“10后”，是吧，都是“10 后”，“10后”当然他们成长有一个特殊的环境，和他们前面的人不一样，和我们后来1950年代以后的人其实也不一样，所以我想我们先看一个片，他们 “10后”当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

大师们出生的1910年代，在遭受了内忧外患的彻底洗礼之后，中华大地正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革。在军阀动荡的重重阴霾中，一大批思想先行者知耻后勇，奋发图强，带领着青年学子们，站在中华文明的最前沿，汲取着西方文明的精髓，成为最终决定中国命运的新一代国人的导师。当年这种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也正是季羡林这一代青年们成长的泥土。

王鲁湘：其实他们成长的这个年代，他们真正求学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那种比较激烈的反传统的那个气氛其实已经过去了，反而倒是有一种国学热，国粹的这样一种重新的耙梳，包括研究，开始逐渐的起来，特别到他们的年轻的时代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中国学人的心态，对待中西文化的这种关系，都趋于比较平和了。

张颐武：因为“五四”过了以后，它有一个很快，它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再认识，也会很快的就开始，这些人进清华、进西南联大，就是开始求学，开始研究的时候，进燕京大学，开始做的时候，就他们整理国故的这套文化，用新的观念，大学体制里边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已经变成相当主流的一个学问，就是现代的这种思维训练，那么通过现代大学解决了，那么他又有传统的功底，所以进去，进入这个传统文化，他也是，等于是驾轻就熟，很容易，这样的话我觉得新观念和传统的功底，有一个很好的融合。

小片：任继愈先生当年就读的西南联合大学在今天看来，可以称得上是个传奇。西南联大汇集了令今天所有人艳羡的名师大家，冯友兰、梁漱溟、闻一多、梁思成、金岳霖等等，已是不胜枚举。学生们畅游其中，汲取养分，如饥似渴。而与任继愈、季羡林这些学院出身的学者不同，“京城大顽主”王世襄则有着独特的学习经历。

马未都：他那时候跟我聊，因为他特有意思，因为他出身是豪门，他是父母两支都是豪门，他母亲那一支也不得了，你比如他母亲的，他大舅，这个金北楼，北方画派首领，因为去世早，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如果不去世也是显赫一方的人物，那么他母亲本身是一个画家，鱼藻画家，他父亲、祖父、曾祖都是朝廷做大官的，他父亲做到民国政府的秘书长，那很大的官，他当时他有细节，他跟我说的时候呢，他说他上学的时候，家里给请四个厨子在燕京大学旁旁边包一大院子住在那里，说想吃中餐吃中餐，想吃西餐吃西餐，吃法式的，俄式的，有这么上学的吗？他说那样还不好好读书，那么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在写他的文章的时候写过，他是一个身居社会高层的人，但是呢，他对社会底层人的乐趣充满了好奇，而且他有极强的参与意识，所以你看他学问里面都是过去人们不做的，后来他的《锦灰堆》里，你看养鸽子，养蟋蟀，养狗捉獾，养鹰捉兔子，这都是他生活中的，年轻的时候一部分，这一部分呢，就造就了他对中国民间艺术的敏感性，因为这些人是过去不注重的，过去这一个阶层，那从士大夫这个阶层是看不上的，这叫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