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他这个在儒家那里边也不入流，在现代教育体制里也不入流，他两边都不靠的一个人。

王鲁湘：这四个人，学问各有专攻，而且治学的路子也不一样，出身的路子也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四个人因为出身在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因此这个时代所经历过的所有的剧烈的动荡和冲击在他们身上大概应该都是一样的，是吧，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他们经历过的第一个最大的冲击，应该可能就是当时候的抗日战争。

1946年，季羡林离开了求学十年的德国哥廷根大学，辗转回到了上海，我们很难想象，35岁的季羡林踏上日思夜想的祖国后的第一件事，竟是跪下，深深地叩了一个头，然后捧起一把泥土，亲吻了一下。在季羡林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的十年间，中华民族遭受了从未有过的劫难。日军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满目疮痍。那时的知识分子以独特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爱国情怀。国内的文艺界人士自发行动起来，写文章、画漫画，积极宣传抗日，以笔代枪，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的尊严，以满腔的赤诚投入到抗战当中。

王鲁湘：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人生中间的最深刻的时代记忆可能就是抗日战争了，我们说到他们的时候，一般都要说到说他们的爱国情怀，总是在他们身上，时时刻刻会流露出来，那么为什么会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会突出地具有这样一个共性。

张颐武：这个二十世纪，中国一直是积弱啊，它这个贫困，而且在国际上非常失败，这个大家都是深深地感受，就所有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这个感受是特别痛苦的，尤其是到抗战的时候，已经是，就是可以说中国衰落到了最低的一个点，所以大家奋起，就是已经不能够再，没有，无处可退了，这个国家，所以大家对这个就非常焦虑，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么怎么样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间这是一个很大的焦虑，所以从这些老先生搞的学问里面，你可以看到，像季先生他虽然说是做的是，比如说像古印度的学问，佛教的学问，其实他研究“二西之学”还是要为中国做事，这个信念你看他《留德十年》，无论哪本书里面，他非常强烈，就是祖国是我的一切，为什么？我要证明我不比外国人差，我要证明我的能力也很强。

王鲁湘：我中国人在这里代表的是整个的中国。

张颐武：对，我达到的学术高度，我就是说为中国人做的一件事情，这个感情很强，那你说任先生一生的工作，就是证实中国思想、中国精神的传承是有价值的，这个东西你看他编的那个，他的《中国哲学史》，或者是，无论他对儒释道三家的研究，其实最后就是证明就是中华民族这套文化，那么它是有用的，中国人的精神信仰，这个力量也是非常大的。这一点我觉得这些老先生，你比如说丁聪先生更是这个，他是直接用自己的漫画创造，塑造民族认同，抗战的时候，他那些漫画其实就是塑造民族认同，让大家，就是让这个市民阶层把这个民族意识充分发掘出来，通过这种报纸，因为那个漫画是报纸上面随时，每天都要来的，一来，那怎么就是塑造民族认同最直接一个经验，就是你一看报，知道了我们这个有这个人在欺负我们，我们得奋起，这种觉悟马上，它就立即来。

王鲁湘：对，我觉得好像，你比如说像任先生季先生，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学者承载的中国的文化的大传统，就所谓学术的这个主流传统，丁聪先生当然在民间，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草根，然后在市民中间，他在做他的事情，王先生的情况有点特殊，他好像是在一个，是在一个传统中间的一个夹缝里头，好像做的都是一些玩物丧志的事情，但是老先生挺严肃的，老先生觉得这些事情都特别的严肃，所以你看他抗战以后好像还做过一件很大的事情，是吗。

马未都：对，抗战以后，他就是回收文物，他当时是民国政府派去的大员嘛。抗战以后因为有大部分，有大批的文物就没来得及运走，因为日本人没有预测到自己那么快就亡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很多东西被截在海关，然后他们去接收，王先生当时做了这样的事，你看日本人是打进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像最后回收的，就是日本战败以后我们去把这些文物都拿回来，都去清点，这个事很大的，当时很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仅是说把我们的文物拿回来，而且是拿回来民族的一个尊严，这一点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看得最重的。

1945年8月15日，八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全民振奋、举国欢庆。然而没过多久，全国人民的喜悦再次被击得粉碎，国共关系濒临崩溃。这时的上海成为了一座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孤岛”。在这样的气氛下，丁聪和吴祖光一起编演了一系列尖锐的剧目，矛头直指当局者蒋介石。

丁聪：那个时候是直接骂蒋介石了。搞了以后，每次上演都有特务盯着的。就是那个最最紧张的时候，白色恐怖的时候。紧张了以后，通知我了。小丁，你走，要走了现在。要走了，现在已经到时候了。我走的时候，柯灵还到码头送我，别人什么人都不知道。一到香港，乔冠华什么都在码头上在接了，然后到香港，到香港干嘛，就是等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