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所以你看像冯友兰先生这样，他跟国民党的政府也不是没有深的渊源，当然你看他也义无反顾留下来，你看他那个时候，后来就看守学校，在清华，你看材料里边，他是看守这个学校，他就在那留下来，他这样的，其实跟共产党的渊源并不是很深，但是他都留下来，你就说明这个人心，那个时候确实是，那个确实是历史潮流所向。抗战以后不是大家都说这个民主建国，建国是什么？就是这国现在太破了，得建，所以这个要求是集体诉求，其实是。

马未都：你看五十年代人们建设的心愿特别足，国家一号召，不管什么事，那是一呼百应，而且大家就是不计成本地，不计报酬地，拼命干活，你今天想干什么事你这个成本报酬这都是第一个问题，那时候没这问题，只要说我们要去搞建设的，不管搞什么。

张颐武：而且那些知识分子从海外那个留学的都呼啦呼啦地往国回，他就看到原来国家这么着，现在你看它不管怎么说，它可以搞建设了，我们都回来干吧。

马未都：所以知识分子所做的，热情上的这一部分事是看不见的，你比如他写书谁看得见，但我们能看见的全是热火朝天，比如修一水库，我有时经常在电视上看，过去修水库，这么多人，今天先不说别的，你拍电影给人钱都弄不来那么多人，过去那人不要报酬还特别累，为什么愿意这样呢？就是整个民族的心态，实际上是每一个人的心态，就是要建设这个国家。

王鲁湘：对，但是当然了，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是这种情况没有延续几年，到了1957的时候突然就出现另外一种情况，1957年可能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这四位先生，可能都是一个晴天霹雳。

解说：1956年，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吹拂下，文化界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好时光。可无奈好景总是不长，“鸣放”很快变成了“反右”，“大跃进”又接踵而至。中国从此进入了那段政治运动高涨的历史时期。

鲁豫：1957年那时候，您意识到自己会被打成右派吗？

丁聪：不，开始来问我们讲吴祖光，让我交代吴祖光。你跟他最好的朋友。因为吴祖光先发表了言论是右派言论，我还专门讲吴祖光好，最后就整我，你怎么给吴祖光表功。那个也还很有意思，我总觉得我们是错了。

鲁豫：您真觉得自己是错了？

丁聪：真觉得。

鲁豫：错在那儿啊？

丁聪：因为那么多人讲你错了，毛泽东讲你错了还有错的。别的没什么。就是人格的侮辱比较，最难忍受。

鲁豫：你们在那（北大荒）很悲观吗。

丁聪：没有希望的，就是没有希望的。

解说：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席卷而来，延续几千年的中华传统在一瞬间被砸得粉碎。生于1910年代的知识分子们，也几乎都因为种种原因，遭受到了难以想象的冲击。

团结起来。

丁聪：那么外调的很多，我为了不说别人不好，就揍我。我自己还没挨到好多揍，但是为了别人把我揍得鼻青脸肿。这里挂窗帘的那个铁条子抽出来，跪在地下打。

季羡林学生：有一次他把兜里装上安眠药，准备悄悄地到他的房后，圆明园的芦苇里边静静地死去，但是刚要出门的时候呢，被红卫兵堵住了，拉出去斗争，一顿痛打，打得鼻青眼肿，回来以后他痛定思痛说，人间的苦好像也就是不过如此，我不死了，从此以后呢，他不再有自杀的念头，反而悟过来了，既然人生这么短促，为什么不利用这短促的时间，干点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