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对，柳亚子给她提的多，于右任给她提的多。

张颐武：柳先生是南社的代表性的诗人，也是南社的精神领袖，所以柳先生和何香凝先生的这个遇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国民党的很多文化人都是集中在南社这样一个团体里边的，而何先生当年主要活动的是在国民党政治这部分，那么现在柳先生和何先生后来又很多题词什么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文人和政治家，同时何先生又具有艺术家的身份这样的一个人，他们的互相理解

王鲁湘：这个艺术的支点在她人生中间，已经是一个主流性的东西了，因为在她的前半生更多的是跟随廖先生一起从事革命活动，颠沛流离，周围都是些这个革命党政治人物。

张颐武：虽然她也在做画，一直在做画，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做画仅仅是一个个人的爱好，但是在这个时候就变成她生命的一个中心的艺术家的身份，也变成她身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其实是何先生的人生的一个很重大的转变，一方面她的政治活动还在延续，但是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也确立了，所以这个柳提何画其实有很多都是当年何先生在1910年代画的画，但是到二十年代，柳亚子再重新题，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新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合作作品是何先生的一个特点，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一种创作方式。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已过古稀之年的何香凝与儿子廖承志、女儿廖梦醒一同出席了中央政府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中央政府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她又接任了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职务。

张颐武：所以她那个时候她见多识广，看到了很多这个古人的真迹，所以她把这些真迹作品她也作为自己艺术的一个，后来所以到晚年她画的东西山水就很多，这些山水画的取法都是中国传统，正统的山水的方法，又有她自己的变化。

王鲁湘：也有一部分和这个西方的这个风景画包括和东洋画日本画相似的东西，可见何香凝这个老太太，她其实艺术心态是很开放的，博采众长，她并没有一个好象当时五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批对中国很保守的一批人，就认为中国画根本一点都不能吸收西方的东西，我看到她有些山水画中间，画天上的月亮的时候，旁边画了很多很写实的晚上的云彩，然后这个月亮还倒映在这个水中间，桥，树，还有典型的那种西方绘画的那种倒影啊

张颐武：还有立体感，有三维的这个感觉，有透视法的关系，透视关系的建立，这些都是从西洋画来的，她也能够很开放的接受。

王鲁湘：也有很传统的，你比如像四王的这种山水画。

张颐武：紧守中国传统笔法的也有，笔意，她甚至晚年也做了很多的临摹，就对名家的山水做了一些临摹，这些临摹里边其实也有她自己微妙的变化，她用笔的方面，她的立意的方面，都还有变化，所以还看得出她年轻时候受到的美术教育对她的影响，其实一直到晚年还是能够博采众长，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建国后，何香凝曾说“平生作画，现在是最愉快的时刻”。老人十分珍视晚年的幸福生活，仍然会到全国各地走走画画，描绘她心中的新中国。

张颐武：中国传统都是讲画如其人，就是通过这个艺术来看人，这个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审美的一个意识，那么何先生其实是这个人格和画格，它是紧密统一在一起，而且何先生的画风确实也有变化，早期是比较强烈的，锐利的，而中期她是比较孤傲，就是表现她这个强烈的性格操守的，到了晚期，实际上到了建国以后，她的画，就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国得以完成，何先生其实心境就进入了一个越来越平和开阔的境界，这个时候她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化境，真如化境。都已经对人间的万物有了更通透的理解。

王鲁湘：这时候她的山水画，包括她的所有的作品，包括狮虎都已经没有当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