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就是很重风骨，就说我们对中国画特别对文人画有一个评价，就是常常其实从她表现的人格上头来进行评价，那么她的画是特别重风骨的，这个跟她作为一个革命家其实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她的人格境界就在这表现，而且这个时候是处于逆境之中，需要砥砺自己的人格和情操，那么这种不断地重复地画松柏之后凋也，然后岁寒而后知足劲。

张颐武：用这样一些题材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我激励。

20世纪初的那段岁月，复杂动荡到让很多大人物、大男人都会浮浮沉沉、惶惑迷失，然而作为鲜有的一部分杰出女性之一，何香凝至始至终所流露出来的果敢和坚定让男人们都为之钦佩。1925年一开年，当病入膏肓的孙中山几近弥留之际，与宋庆龄一起守在孙先生身边的何香凝所表现出来的果敢和决断，再一次证实了她杰出的政治家素质。2月24日，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等人起草的遗嘱就已准备完毕，可为了减轻夫人宋庆龄对他死亡的绝望和痛苦，孙中山一直迟迟未能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何香凝走入病房，看见此时的孙中山形神涣散，病势已十分危机，她压抑痛苦，当机立断，催促宋庆龄和汪精卫，协助孙中山签下了那份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三个遗嘱。遗嘱签订的九个小时候后，孙中山与世长辞。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领导权旁落到右派手里。由于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支持工农革命运动，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被刺杀身亡。

张颐武：就是双清其实失掉了一个，这是她的一个人生关口，她从这个同盟会开始，她就是国民党里面最核心的人物之一，她后来发现蒋介石主导的这个国民党，其实跟她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是完全不一致的，所以她就毅然的脱离，脱离以后其实她的艺术的生命就开始有了一个很长的发展，然后她通过她的艺术作品，来寄予她精神的情怀和境界，这个就变成她主要的一个对社会表达的一个方式了。

王鲁湘：她当时候好像还发表了一个类似声明的东西，就是从此以后的话呢，我会以自己的书画来谋生了。

张颐武：我就不再接受国民党的资助了，就是从党费里来的钱我就不拿了，她等于是脱离了国民党原有的政治结构。

王鲁湘：当时候这个选择有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事情，就是在上海举行一个特别大的雅集，当时在海上的几乎所有的名家，重要艺术家，都来到了，都来参加了这个雅集，几十个人，很也名的，当时候王一亭啊，大画家都在，包括黄宾虹啊，柳亚子他们都参加了。

张颐武：这个其实是何先生的人脉关系，何先生多年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积累的这些这个，一个总的一个展示，对。

雅集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源远流长的文人聚会形式，如由大书法家王羲之作序兰亭集，因苏东坡而名扬四海的西园雅集等。

张颐武：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倒是这个雅集经过现代的转换，在何先生这，实际上变成了现代文化的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她借着雅集既是传统的延续，它又是现代其实一种公共空间的建构，这些文人，其实他的志同才道合然后才有雅集，雅集以后他们通过绘画上合作，就是大家一起来画，画出一些作品。这些作品呢你看，它其实既表明自己艺术的追求，又是说明我们心心相印有一种共同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

王鲁湘：其实表达我们的某些政治观点。

张颐武：传统上看就是以文会友，以画会友，但是其实它有更深的含义，

王鲁湘：她这个雅集里头的这些人物，都是在文化界艺术界非常有影响的这些人物，等于在她的周围，通过这个不断从事的这种雅集的活动，就团结和这个组织了一大批的我们所说的，后来所说的，就是爱国民主人士，对，对对。

在这些仁人志士的组织筹备下，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诞生了。二十年间，在继续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志工作之余，何香凝经常邀约众多国画名家和好友，联手作画，完成了不少巨作。

张颐武：她的作品有很大的特色就是不光是自己独立创作，而且有大量合作的绘画，然后包括她的题跋，一般的来说，一张画的话，后面有很多跋语是别人做，但是题往往是这个画家自己，但是何先生这个画她有很多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这个何作，然后别人来题，比如说何作柳题，何作于题，它就是一种专门的形成一个独特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