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烙印——离开苏联

曾子墨：2009年4月13日上午11点，马英九率全体党政要员到大溪陵寝谒陵，三军仪仗队肃立陵寝大门两侧，这一天，是蒋经国农历百岁冥诞。对于今天的很多台湾人来说，蒋经国时代仍然令他们深深怀念。马英九在缅怀文章当中说，最近十年，台湾媒体对历任台湾领导人的贡献做过多次民调，蒋经国总是名列第一，满意度曾经高达七成。

解说：1925年11月，在一辆开往莫斯科西伯利亚的火车上，载着一群要替中国寻求救国良方的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其中包括年仅十六岁的蒋经国。他们的目的地是莫斯科的中山大学。

蒋经国自述：我告别了上海启程前往莫斯科，此行搭的是一艘货轮。舱位原先是用来载牲口的。气味中人欲呕，我差点给熏晕了，我还打算上岸回家。我想，身为黄埔军校校长之子，假如我中途开小差，一定会招来严苛的物议。于是我说服了自己，留在船上。在船上，我还仔细看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这是我所看的第一部共产主义思想书籍。

盛越：最难的是俄文。蒋经国很用功，最要紧的，他拚命念俄文，他认为要把俄文念好，这是个钥匙，有了这把钥匙，你才可以开马列主义的宝箱，所以他把俄文念得很好，念得很起劲，他常常在墙报上发表长篇大论的文章，蒋经国。这些文章里面，他的思想非常地进步，大家对于蒋经国这个同学都非常地敬重。

解说：蒋介石非常关心蒋经国的俄语学习，他在家书里提到，经儿知之，如果不精进俄语，如何能得到切实的学问，你切不可过于浪漫主义，你要切实用功才好。他告诉蒋经国说，你于入何党，随你所愿，余不限制，你既在俄，必能认识现在的时势与潮流，尤需注重民众利益，牺牲个人一切幸福，为国际无产阶级解放是第一务也。中国革命如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这样革命才有意义，否则不能说是革命。

盛岳：蒋经国当然站在共产党那边，当然。他不站在国民党那边，他是青年团的团员。蒋经国是一个大演说家，口若悬河，在中山大学的大礼堂上，他演讲的时候搬了一大迭的参考书，苏联那时候是清党的时候，当他讲到某一点的时候，那个清党的俄共主席就停止他发言，他抗议，他说：你耽误我发言的时间，你要补给我。那位俄共主席只好说：好好，你再说下去吧。他不怕权威，他认为他要说的就应该说，说完，你不能干涉我。

解说：然而，正当蒋经国在苏联奋发向上之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突变。1927年4月，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烧毁了蒋介石的肖像，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李玉贞：忽然间他杀人，他杀共产党，他杀革命工人，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以后，蒋经国接受了真理报记者的采访，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是还不到十七岁，一个十六岁多的少年，他站在那里手足无措，他觉得这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真没想到，我要跟他划清界线，他杀工人，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父亲，我不要这样的父亲。

解说：蒋介石曾经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信上说，所以我们父子两人始终是站在革命战线奋斗的，我对你名称虽为父子，在革命上说起来是一个同志，我实在是很满足的。

蒋经国自述：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打倒蒋介石，打倒叛贼。今天，我要重复你曾经在信里告诉我的话：谨记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我愿意为革命赴汤蹈火。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曾子墨：世界局势激烈动荡，满腔热血、不畏权势的蒋经国无意间被卷入苏联的政治斗争。他先是被下放到工厂、农村，吃不饱穿不暖。之后，他又被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金矿进行劳动改造。经历这些艰苦的身心磨练，能活下来已属万幸，但是有一个细节值得重视：他每到一个工厂或者农场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无论处在什么样的逆境，蒋经国都会因为表现突出、善结人缘而被推举为领导，从农庄的副主席到工厂副厂长。在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靠的情况下，这需要怎样的领导才干和领袖魅力呢？

蒋经国自述：我以前没有从事过吃力的体力劳动，所以起初觉得工作非常辛苦，做了两天，不但双手肿起来，而且还觉得腰酸背痛。在痛苦与疲乏中，我所持的信念是艰苦的工作是一种自我磨练，但我的月薪只有四十五卢布，如何维生呢？特别是那时苏联的食物短缺，兼且价昂，面包要配给，鱼肉的供应亦非常有限，我常常空着肚子工作，我必须设法改善命运。

头一天，我没有停下来吃午饭，而且还一直工作到日落，回到教堂车房时，我遍体酸痛，吃了一点东西，倒头便睡，不到四小时，天就亮了，虽然我觉得身体比前一天还要痛，我还是起来到田间去。第三天，在工作中，想到了我的前途，故乡溪口的良田，我慈爱的祖母，以及我父母的谆谆教诲，不禁潸然下泪。几个月后，由于得到了农民的尊敬，我当选为石可夫村行政委员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