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树礼：他身体不行的，那时候他也不办公的，他睡在床上，所谓办公，我就每天晚上到他家里去，他睡在床上，我们就坐在他床边，他睡在床上，像医院那个床边的按一按钮。那时候人家叫共产党都叫“共匪”啊，“共匪”啊，他就告诉他们，不要讲“共匪”，说它已经建立政权了，还叫它匪啊，不叫“共匪”了；第二呢，把这民进党这般人我们都叫党外，他说不叫党外，不能叫党外，说党外所有的人都是党外的，那你把它说得太大了，你不叫党外，不要叫党外，不要叫“共匪”。那时候大家就听他一句话嘛，经国先生讲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人反对的。

姜必宁：经国先生每天注射的胰岛素，根据他的血糖的检查，差不多要在一百个单位以上，所以可以说是很严重的，很难治疗的一种糖尿病，所以一九八三、八四以后，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到了最后实在是很可怜，我为什么说是可怜呢？双十国庆的文告，讲台的桌子后面，桌子上他钉了两个铁的环，他两个手可以抓住两个铁环，这样他才不会摔倒，然后他的文告的稿纸，一大张里面就只有十几个字，大概五分钟左右他就可以讲完了。

蒋经国：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姜必宁：经国先生他自己也讲，跟我们讲，我是像一盏灯，我这个油啊，快要用完了。

曾子墨：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离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从而结束了他身后的“蒋家王朝”。1985年以后，蒋经国的糖尿病病情恶化很快，眼睛几次手术，看东西已非常困难。腿脚也疼痛难忍，靠吃止疼药才能入眠，不久便因走不了路而卧榻。他自觉来日无多，加紧了欲为之事的步伐。

李焕：民国七十六年七月一号，我就到中央党部做秘书长，四号，我就见经国先生，我说你要我到中央党部当秘书长，有事情要叫我做，什么事？他说我有三个心愿，第一个心愿，就是国民党要改造，要能够真正的，得到民众的支持；第二个心愿，我要解除戒严，他说我们戒严已经四十多年，台湾同胞算是好的，否则的话，早就要革命了；第三个心愿，就是台湾同大陆，隔一个台湾海峡对峙，他说我觉得，应该交流，他说我要你到中央党部来，就是希望完成这三个心愿。

解说：1987年7月15日零时，解除戒严，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开始实施。

邵玉铭：今天我们中华民国，宣布，台湾地区的戒严状态解除。

解说：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终于结束，“报禁”“党禁”解除，人民可以自由办报、自由组党。解严之后，反应最快的或许是在台湾的大陆籍老兵和在大陆的台湾籍老兵。等了近40年，他们获准返乡探亲或定居后，一天也不愿再多等。

然而蒋经国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还没来得及推进更多的决策，1988年1月13日早上，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翁元：那天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起来吃，十二点四十几分，他突然就问我，他说，孝武在不在？孝勇在不在？我说今天是礼拜三，我说今天是孝文先生他跟他太太在陪夫人在吃饭，哦，五十五分左右，他躺在床上就是，突然之间一直想吐，我们把这个碗盆，从厕所里拿出来，哗，一口一口从鼻子里喷出来，碗盆差不多到三分之二，吐出来，那我们看到这个血以后，非常紧张，赶快出来，跟医生报告，可是看到那个血不是鲜红的，是猪肝色的，已经表示这个不是鲜血，那医生一看，他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就赶快，换了一条毯子上去，把那个被子拿下来，还没有放好，上来以后，第二次吐血的时候，头一弯，就没有声息了。

曾子墨：1982年廖承志曾给蒋经国写过一封公开信，文采斐然、温润感人。信中写道：“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摄。”希望“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据说蒋经国看信后一言未发，陷入深思，其后开始和中共有过秘密接触。然而，他还是走得太快。在蒋经国谢世的第二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屈武向蒋方良发了唁电，他评述蒋经国“一生爱国”、“政绩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