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中国通"多反共
戴仁柱：很不一样。然后，他们会待一段时间。然后，他们观念不一样。
梁文道：观念不一样？
戴仁柱：他们是冷战以后，冷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历史了。
梁文道：对，没错。
戴仁柱：没有什么感觉。
梁文道：已经很久了。
戴仁柱：冷战是历史了。所以，他没有经过这个东西，所以他跟冷战时的人完全不一样。我记得（英文），那个奖杯，他们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所以呢，像我的老师刘子健，他原来在中国念书，然后后来来到美国。那些人，50年代出来的人，大部分是反共。
梁文道：对。
戴仁柱：如果是中国人就反共，好多是美军所训练的那些。
梁文道：对，没错，也是反共。
戴仁柱：然后呢，我的时代，不是反共的那种。
梁文道：但还是冷战。
戴仁柱：是冷战的那个时期，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了。
梁文道：完全不是反共了。
戴仁柱：没有了，其实我觉得他比较能够客观，然后其实他不好被骗。他怀疑嘛，我说他的批评，还有他的怀疑比较多。特别是最近说联邦政府骗去了。年轻人他们会开始怀疑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怀疑精神也是很好。年轻人是好奇出国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开放，他们还是会好好的去利用。所以，我看那个中文版，我记得20年以前，我带着学生去北京，1985年，然后那个时候20几个学生，然后没有几个美国留学生在北京，那个时候。
梁文道：没有多少？
戴仁柱：没有多少，几百个了不起。
梁文道：二十年前我记得北京还有一个专门招待留学生的一个酒店，叫什么桥元酒店。
戴仁柱：然后我记得北大最大，但是也就一百个。
梁文道：一百个？
戴仁柱：一百个、两百个最多。但是，现在非常多，我记得那个时候台湾什么国语中心有一千多个。
梁文道：非常多。
戴仁柱：80年代。
梁文道：在台湾很多。
戴仁柱：但是，后来中国少，但是后来中国就有那些中文版，因为你要让外国人学中文，你必须要有一些课本，有一些训练等等。你会中文不见得可以教中文。
梁文道：没错、没错，不一样。
戴仁柱：不一样。然后，台湾本来早就有这些机构，那些书、课本等等。然后就是从50年代、60年代开始培养。
梁文道：对。
戴仁柱：但是呢，现在到了80年代，中国开始往这边发展，年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是有很大的改变。然后，学生年轻人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更多，其实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梁文道：你觉得他们现在的中文会比你们那一代，平均来讲要好吗？
戴仁柱：应该的吧。
梁文道：应该的？
戴仁柱：应该的。但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什么，连日本人也会讲中文，我记得，我这个年龄的日本人，中国专家，他们不会讲普通话。
梁文道：你那个年代，中国专家不会讲中文？
戴仁柱：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专家不会讲中文。
梁文道：他们会看，但是不会讲？
戴仁柱：对。然后，现在这个年轻的，40岁以下的，日本的中国专家，其实都会讲普通话。我记得我在旧金山开会，就是美国亚洲研究的会议。
梁文道：那个年会。
戴仁柱：对，那个年会，我记得好多日本人，来到开会的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不是英语，是中文。
梁文道：你们开会讲中文？
戴仁柱：就是在美国旧金山开会，但是我们共同的语言，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共同的语言是中文。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连日本人也开始重视普通话。之前他没有机会来到中国。
梁文道：对。
戴仁柱：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能够会讲话，你能够深入了解这个社会，有他的好处。
梁文道：那你觉得像现在中国最近几年，吸收那么多外国留学生，那么这些外国留学生，我们假设叫小中国通，当最后他回去，你觉得在过十年这样子，未来这批人，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戴仁柱：因为像美国一个教授的影响力有多大啊，你看像我二十七、八年教书了，然后，我教了几千个，好几千个学生吧，然后每年都有一、两百，然后二十八年以后，很多、很多，加上我的学生的学生，然后我出版的作品等等，其实一个教授的影响是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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