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据粗略估计，香港大部分40岁以上的人都曾经在公共屋邨或长或短的住过一段日子。公共屋邨满载香港人的回忆，也是香港成功蜕变成为一个繁华大都市的催化剂。
香港通过公屋政策及政府资助，有效地解决全港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其中成功的奥妙何在呢？我们不妨来解读香港“公屋经验”，其具体做法和模式，可为内地城市参考和借鉴的。
香港公屋计划推行50余年，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居者有其屋”阶段。1953年初，香港发生石硖尾大火，数十万人痛失家园，如何妥善安置灾民流民，成为一个棘手问题。随后，香港政府在财政严重吃紧的情况下，宣布实施公屋计划。当时，中低收入者只需提供一纸身份证明，即可入住公屋。
公屋奉行的低租金政策，曾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一度高居不下。但是，大量“门槛低、租金低”公屋的兴建，却极大地稳定了民心，让香港社会在长达20多年里，人心思齐，安居乐业，客观上，助推了此后香港经济的腾飞。“租者置其屋”阶段。1970年代初，香港提出“十年建屋计划”。1973年，成立独立法人、自负盈亏的房屋委员会，全面统筹有关政府公屋的供应、编配及管理工作。
资料图：大火后的石硖尾寮屋区
政府不直接对房委会提供财政支持，而是免费提供土地，在确保公益性的前提下，让房委会进行商业运作。一则，让中低收入者以低于市值的价格，回购租住的公屋；二则，确保了房委会日常运作和维持的开支。“住者善其屋”阶段。1980年代初，香港开始推行“长远房屋策略”。公屋政策的重心，转向通过“综援金”等政府补贴方式，鼓励更大面积的中低收入者购买公屋，同时着力改善公屋的人居品质。
到2005年，全港近700万人口、230万个家庭中，近6成港人是通过公屋政策及政府资助，解决了住房问题。
香港作为弹丸之地，寸土寸金，一方面要扩展城市规模，增强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要节约土地解决百姓住房，如此情形下，能长期保持稳定与发展势头，实为不易，这应归功于“公屋”发挥的固本清源作用。“公屋经验”启示深刻，一个城市的住房改革需走两条路：政府做中低收入人群，地产商做中高收入人群。
显然，支撑起“城市金字塔”的是广大中低入群体——他们的欢喜忧愁，他们的利益得失，考量着改革试验的成败与民心向背。
史海钩沉：
大火烧起香港公屋
香港公营房屋的分水岭，是1953年圣诞夜发生在石硖尾寮屋区的一场大火。在那以前，香港的房屋市场大体依循自由的供求运行，政府的干预只限于建筑和卫生的监管。即使自1949年以来有大量大陆移民涌入香港，加剧了住屋的需要，政府却依旧保持守望态度，唯一例外的就是1951年为香港房屋协会提供了一项250万港元的贷款和数幅建筑用地，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居所。到后来石硖尾的大火一夜间导致5.3万人无家可归，才逼使政府先行兴建两批分别楼高两层及七层的临时房舍容纳火灾灾民。那时期的单位平均面积只有3.8米乘2.9米，不止狭小，而且没有独立厕厨，居民需要到公共走廊煮饭以及使用公共浴室和厕所。不过，临时房舍得环境虽然恶劣，但就胜在租金低廉，每月只需14港元，让灾民也负担得起。
石硖尾大火之后的20年里，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仍然停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位置，要到1972年港督麦理浩宣布“十年建屋计划”，香港才真正出现一系列长远且全面的公屋计划。至今，政府已兴建超过百万个公共房屋单位，为不少家庭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居所。除了为香港人提供安身之所，公共房屋对香港社会过去50年来的发展也有正面的影响。由于公屋的租金长期偏低，使得市民在工资不高的情况下仍能相对舒适和稳定地生活，减少了低下阶层对社会的不满，因而促进香港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因此，有社会学者就指公屋其实是一种由政府调控的“社会工资”。尽管近年种种迹象均显示房署欲摆脱公屋这个重大的担子，但公屋对香港社会的正面贡献却不容否定。对於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香港，公屋更是其中一种有效纾缓阶级冲突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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