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信自知理亏，不由面带歉疚地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

“蒋先生已经下野了，连发道通令这样的事他还要管？他说要瞒着我，你就瞒着我，你眼里还有老朋友吗？”李宗仁愤怒地说。

吴忠信的利害关系在蒋介石那边，怎敢造次？便一肚子委屈地诉苦道:“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罢了，罢了！李宗仁仰天长叹。

“礼卿兄，不管怎么说，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你看我如何能干下去？他也欺人太甚了，我不就职就是了！”

李宗仁伤心动气的一席话，引出了吴忠信的肺腑之言，他诚恳地劝道:“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民国十六年，咱俩就是一块共患难，虽不够情同手足，也是兄弟一场；我愿以老朋友的名义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留下的人，你还在争什么呢？争得不好，在这种局面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甚至连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证。”

果然，吴忠信一席劝解，使得李宗仁清醒了许多。这位可怜兮兮的代总统铁青着脸，冷笑着说:“谢谢你直言相告。他蒋某人如此欺人，我是无法干下去的！”

出掌总统大印，李宗仁原本还多少有些信心。虽然他明白，老蒋不会让他顺顺当当地主政，但毕竟是大势已去，党心民心所向，再加上美国朋友的支持，他还颇有一番抱负。可是，当他真正坐到总统宝座上时，尽管宝座上还有一个“代”字，便立马感到了事情的复杂。主政总统府，开局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便接连碰了两个钉子，好不晦气！

很快，“李代总统有职无权，一切军国大事还是总裁说了算”的议论传扬出去，南京城沸沸扬扬，民间舆论纷纷为李宗仁鸣不平。白崇禧从武汉打来电话，为李宗仁打气:“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明眼人都感好笑，李宗仁身家性命均在蒋介石手掌之中，还奢谈什么“真皇帝”！

其实，李宗仁的处境还不如“假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笼中皇帝”。蒋介石归隐溪口前的一番精心安排，使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蒋介石耳目的监视之下，权力不得实施，行动毫无自由。

面对的是一个收拾不了的烂摊子，可是又不得不收拾。于是，立志在非常时期力挽狂澜，准备做党国中兴之主的李宗仁思虑一番，确定了三大要务:第一，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其底牌是划江而治，搞它一个南北朝，这也是美国朋友最希望的；第二，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第三，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上台伊始，为争取军心民心，并向共产党方面表示友好的姿态，李宗仁先签发了两个手令:命令行政院院长孙科，立即自国库提款，代总统亲赴武汉前线犒赏三军；命令参谋总长顾祝同，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采取的这两个行动，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和宣传价值，这是他上台后的“亮相”。前者是为了振奋日益衰落的军心，后者是为了在国人特别是共产党面前表示和谈的诚意。当然，他也不是不知道，释放张、杨二人无疑是在老蒋的伤口上撒盐，肯定会招来溪口方面的强烈反应。可是，搞政治，讲的是大势大局上的利害关系，还是应以党国大局为重。于是，斟酌再三，李宗仁还是决定打这两张牌，力图以点带面，加强自己的地位，捞取政治资本。

不久，李宗仁的两个手令有了回音。

国民党元老、行政院长孙科，板起面孔告诉他:国库已空，无款可拨，除非开动印钞机！

参谋总长顾祝同向李宗仁报告说:代总统的手今已分别转给台湾省主席陈诚和四川重庆市长兼警备司令杨森。话虽然委婉客气，但仍是个软钉子。

李宗仁不甘心，马上派秘书程思远飞台湾，当面向陈诚交涉释放张学良一事。一向待人谦逊的陈诚，这回却毫不客气地对程思远说:“张学良幽居新竹，受到很好的照顾，你就转告德公，不要再坚持了。”

程思远无奈回到南京，把陈诚的话如实向李宗仁报告。

李宗仁的劳军与释放政治犯两招，没想到一招也未落实，看来老蒋是要带我们上绝路啊。李宗仁沉思良久，现在惟一可行之路，便是硬着头皮与共产党和谈。经过一番考虑，他吩咐程思远:“你起草一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就说我接受他们提出的和谈条件，希望尽快开始和谈。电报写好后立即发出去。”

程思远迟疑地说:“和中共和谈，这样重大的事情，按正常程序应该先经过……”

李宗仁挥了挥手，带着几多愤慨，说:“全免！要是和中常委、行政院商议，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是总统，就以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