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 月22日，也就是李宗仁当上“代总统”的日子，李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划和平运动。同时，又命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阁、彭昭贤为和谈代表，等候和中共商定地点后进行和谈。又派邵力子到上海访见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润等人，请他们为和谈出力。

回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近20年来，桂系曾几度反蒋，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李宗仁不得不承认其实力难与蒋介石抗衡。于是，长期以来，李、白忍气吞声，寄人篱下。而眼下，由于共产党的节节胜利，再加上被美国看中，他们时来运转，终于将党内宿敌逼下了总统权力的宝座。

但是，饱经宦海沉浮的李宗仁，对自己执掌“中华民国总统”大印一事并不太乐观。他明白，蒋介石虽然不当总统了，但他还是国民党总裁，依惯例，大政方针必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委）审议后方可实施。由黄埔学生掌握的几百万军队，仍然听蒋的指挥。特别是他那充满杀机的“元旦文告”，充斥着同共产党决一死战的气氛。看来，是战是和，现在还很难预料啊！

应该说蒋介石的“因故不能视事”及退隐故里，为国民党中的桂系首领李宗仁创造了“改弦易辙”的机会。但李上台后，蒋介石诸事不与其合作，并处处制造麻烦，蒋、李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同时，李宗仁幻想“划江而治”，实现“南北朝”。正是在此背景下，李宗仁开始了同中共的和谈。

李宗仁分析了自己的和谈筹码:美国朋友鼎力相助，自己还有那么一点军事实力，再加上与共产党旧恶不多，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如果真能将和局谈下来，搞他个划江而治，自己岂不是成了党国的中兴之王啦……

正当李宗仁在南京总统府办公室总统椅上暇想之时，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把李宗仁从云山雾海中惊醒。原来，电话是张群打来的，张群向李宗仁报告:“代总统，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您过目后发表，能否一晤？”

这张群，不仅是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的同学、党内斗争中的盟友，而且是主管国民党“喉舌”的宣传部长，与蒋的关系非同一般。想到此，李宗仁尽量客气地回答:“岳军兄，不必客气，我立刻到府上去。”

李宗仁乘车来到张群宅邸，张群出门迎接。李宗仁在客厅刚一坐定，张群便取出文告，说:“代总统，这是总裁的一份文告和他为您代拟的文告，请代总统过目。”

张群用“代总统”一词，叫得李宗仁十分不舒服。李宗仁觉得必有缘故，接过文告细读，脸色不由一沉。他抬起头，眼睛直直地望着张群，冷冷地说:“岳军兄，这文告颇有些不妥。”

“怎么不妥，愿闻其详。”张群淡淡地问。

李宗仁看上去十分激动，连话语中也带有颜音，说:“文告上说‘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那么今后蒋先生是什么身份？没说。应该加上‘引退’字样，如‘决身先引退’。第二，依宪法，蒋先生辞职，我就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应该写‘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耐着性子听完李宗仁的一番牢骚话后，张群不慌不忙地沉吟道:“怕不好更改吧？”

事已至此，李宗仁也拉下脸来，气愤地说:“名不正，言不顺，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还是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见李宗仁发火，张群面带难色地说:“文告是总裁亲自定的稿，不好改呀。”

李宗仁忿忿地说:“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分明是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当作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这样的事，我不干！”

见李宗仁态度强硬，张群也知道蒋介石做事太过分，本不想招揽这得罪人的差事，可无奈利害关系又在老蒋那一边，便以缓和的口气说:“德公息怒，容我与总裁再联系一下如何？”

李宗仁起身告辞，等他回到总统府时，张群的电话也追了过来，报告说:“总裁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德公，文告可否明日发表？”

乍一听到电话中张群转述蒋介石的指示，一口一个“李副总统”，联想到刚才此公一口一个“代总统”，李宗仁心中火冒三丈，想骤然发作。可转念一想，眼下正是多事之秋，党国危亡，前途未卜，还是不计较为好。于是，便淡淡地答了一声:“就如此办理吧。”

次日早上，一到办公室，李宗仁便吩咐秘书拿来当日报纸，摊开读罢，气得他脸色铁青，浑身颤抖。原来，报纸刊载的文告，仍是昨日在张群处看的原样，绝无蒋介石“引退”。“辞职”等字句。

此外，更使李宗仁难受的，是吴忠信以政府秘书长的名义，已于昨日将文告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白纸黑字的通令上，赫然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李宗仁事前竟然毫无所知。

李宗仁立即传来吴忠信，拍着通令大声责问:“礼卿兄（吴忠信字），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前毫无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