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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 月22日,也就是李宗仁当上“代总统”的日子,李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划和平运动。同时,又命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阁、彭昭贤为和谈代表,等候和中共商定地点后进行和谈。又派邵力子到上海访见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润等人,请他们为和谈出力。
回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近20年来,桂系曾几度反蒋,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李宗仁不得不承认其实力难与蒋介石抗衡。于是,长期以来,李、白忍气吞声,寄人篱下。而眼下,由于共产党的节节胜利,再加上被美国看中,他们时来运转,终于将党内宿敌逼下了总统权力的宝座。
但是,饱经宦海沉浮的李宗仁,对自己执掌“中华民国总统”大印一事并不太乐观。他明白,蒋介石虽然不当总统了,但他还是国民党总裁,依惯例,大政方针必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常委)审议后方可实施。由黄埔学生掌握的几百万军队,仍然听蒋的指挥。特别是他那充满杀机的“元旦文告”,充斥着同共产党决一死战的气氛。看来,是战是和,现在还很难预料啊!
应该说蒋介石的“因故不能视事”及退隐故里,为国民党中的桂系首领李宗仁创造了“改弦易辙”的机会。但李上台后,蒋介石诸事不与其合作,并处处制造麻烦,蒋、李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同时,李宗仁幻想“划江而治”,实现“南北朝”。正是在此背景下,李宗仁开始了同中共的和谈。
李宗仁分析了自己的和谈筹码:美国朋友鼎力相助,自己还有那么一点军事实力,再加上与共产党旧恶不多,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如果真能将和局谈下来,搞他个划江而治,自己岂不是成了党国的中兴之王啦……
正当李宗仁在南京总统府办公室总统椅上暇想之时,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把李宗仁从云山雾海中惊醒。原来,电话是张群打来的,张群向李宗仁报告:“代总统,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您过目后发表,能否一晤?”
这张群,不仅是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的同学、党内斗争中的盟友,而且是主管国民党“喉舌”的宣传部长,与蒋的关系非同一般。想到此,李宗仁尽量客气地回答:“岳军兄,不必客气,我立刻到府上去。”
李宗仁乘车来到张群宅邸,张群出门迎接。李宗仁在客厅刚一坐定,张群便取出文告,说:“代总统,这是总裁的一份文告和他为您代拟的文告,请代总统过目。”
张群用“代总统”一词,叫得李宗仁十分不舒服。李宗仁觉得必有缘故,接过文告细读,脸色不由一沉。他抬起头,眼睛直直地望着张群,冷冷地说:“岳军兄,这文告颇有些不妥。”
“怎么不妥,愿闻其详。”张群淡淡地问。
李宗仁看上去十分激动,连话语中也带有颜音,说:“文告上说‘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那么今后蒋先生是什么身份?没说。应该加上‘引退’字样,如‘决身先引退’。第二,依宪法,蒋先生辞职,我就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应该写‘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耐着性子听完李宗仁的一番牢骚话后,张群不慌不忙地沉吟道:“怕不好更改吧?”
事已至此,李宗仁也拉下脸来,气愤地说:“名不正,言不顺,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还是蒋先生自己干的好。”
见李宗仁发火,张群面带难色地说:“文告是总裁亲自定的稿,不好改呀。”
李宗仁忿忿地说:“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分明是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当作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这样的事,我不干!”
见李宗仁态度强硬,张群也知道蒋介石做事太过分,本不想招揽这得罪人的差事,可无奈利害关系又在老蒋那一边,便以缓和的口气说:“德公息怒,容我与总裁再联系一下如何?”
李宗仁起身告辞,等他回到总统府时,张群的电话也追了过来,报告说:“总裁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德公,文告可否明日发表?”
乍一听到电话中张群转述蒋介石的指示,一口一个“李副总统”,联想到刚才此公一口一个“代总统”,李宗仁心中火冒三丈,想骤然发作。可转念一想,眼下正是多事之秋,党国危亡,前途未卜,还是不计较为好。于是,便淡淡地答了一声:“就如此办理吧。”
次日早上,一到办公室,李宗仁便吩咐秘书拿来当日报纸,摊开读罢,气得他脸色铁青,浑身颤抖。原来,报纸刊载的文告,仍是昨日在张群处看的原样,绝无蒋介石“引退”。“辞职”等字句。
此外,更使李宗仁难受的,是吴忠信以政府秘书长的名义,已于昨日将文告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白纸黑字的通令上,赫然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李宗仁事前竟然毫无所知。
李宗仁立即传来吴忠信,拍着通令大声责问:“礼卿兄(吴忠信字),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前毫无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