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饱经战乱的参战国都希望世界出现一个和平局面。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已经交出武装，接受了政府的“招安”，国内外的环境都对中国共产党人不利。就连以共产党世界领袖自居的苏联，也希望中国国共两党“和为贵”，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统一中国”。

然而，胸怀大志，性格倔强，视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就不信这个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为此，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告诫他的同志们:人民取得的胜利成果决不能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就像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的黄河，它虽然注定要流向大海，但毕竟在东奔的遥远路途中，还要经过无数个“九曲十八弯”。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惨遭失败后，不得已又重新祭起“和谈”这个法宝。

1949年1 月3 日，李宗仁尚未执掌南京“总统府”的大印，便积极展开斡旋，通过苏联驻南京外交使团，向苏联政府送交了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李宗仁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政府充当中国内战的调解人，支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1 月9 日，苏联政府收到了这份备忘录。次日，斯大林亲自致电毛泽东，全文转达了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了苏联政府草拟的复文，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国开始由合作逐步转向对峙。苏联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既不愿意得罪国民党政府，又不愿意给人留下苏联与中共有特殊关系的印象，更不愿让美国人再度插手中国事务。在得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积极谋求国共两党之间和谈的情况后，苏联政府显然不愿意反对和平谈判的建议。不过，苏方也要求国民党政府认清，这件事归根结蒂取决于中共的态度，而不取决于外国政府。于是，苏联政府在拟定的回复李宗仁方面的电文中称:“苏联政府向来主张中国国内停战，并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即中共是否同意苏联承当调停人。”

但在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中，斯大林明确主张进行和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方面竭力排斥美国充当调停人。电报说:“如果征询你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如此答复:‘中共向来赞成中国国内和平，但中国的内战不是中共开始的，而是南京政府开始的，它应当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要那些掀起中国内战的战犯们参加。中共主张直接与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解者。中共特别认为这样的外国调解是不可能的，即它们自己以其武装力量与海军参加中国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样的国家对于清除中国的战争不能认为是中立的和客观的。’”

来自远方朋友的关注，中国共产党自然十分感谢。但是，毛泽东对于电文中那些多少有些指手划脚的“意见”不屑一顾。1 月11日，毛泽东迅速就此做出了答复。复电称:“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作如下之答复:即苏联政府自来是，现在仍然愿意看见一个和平的、民主与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工作。”

毛泽东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革命目前已经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国民党的和谈建议，其实只是一种拖延革命胜利的阴谋。而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进行这样的谈判，只会推迟革命胜利的时间。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回击南京政府的“和平攻势”，充分揭露其和谈阴谋。

1 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声明》，针对南京政府和谈呼吁，异常严厉地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声明中，毛泽东强调:“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毛泽东的声明，雷霆万钧，气势磅礴，代表了正义、进步和人民的意志，把国民党方面玩弄的假和平。真备战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声明发布后，得到了全国人民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广泛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