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地产业在创造了十几年的神话后，近来首次呈现“有价无市”状态，尽管央行连续降息，各地也争相采取刺激楼市措施，但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楼市终究没能置身于世外，开发商越是力挺，越像一种绝望的挣扎。最引人眼球的是2008年11月25日《重庆晚报》刊发图片新闻，镜头下是郑州某工地25楼上站着的6位售楼小姐，她们因楼盘滞销不能领到工资，为讨薪上演了一场集体“跳楼秀”。

跳楼作为一种“秀”，曾经是中国农民工的专属名词，是以“死”维权的无奈方式。虽然没数据表明这样的“秀”在中国的上演过多少幕，但从近年来各地相继出台的对自杀讨薪者进行治安拘留的法规看，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农民工跳楼讨薪容易理解，代表房地产开发商形象的售楼小姐也跳楼讨薪，就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了。这对于中国房地产业具有“拐点”效应，不论是为了“扩大影响”，还是“表达心愿”，总之是整个行业的衰落表现，是从业者的矛盾和困惑心理反弹。

漫画：就这样慢慢变老

事实上，中国的“房改”从1994年开始，都是在这样的矛盾和困惑中行进，而且每走一步都伴随着思想斗争和学术对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争论”的闸门再也关不住人们对“房改”不满的声浪，声讨“既得利益集团”的呼声此起彼伏，社会上甚至几度出现过对改革的质疑声音。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种全民要求改革的共识没有了，人们的思想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而分化，民间的怨言不但把“房改”推向了十字路口，还使“反思改革”成了一种思潮。

毫无疑问，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经过了十几年艰苦探索，对于房产市场乃至整个社会改革都有非常重要的参照作用，住房制度改革虽然轰轰烈烈，却没有为改革开放增加多少亮点。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偏离了“房改”的初衷，由于有人盲目追求市场利益，将“房改”的重点放在了商住楼上，使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只能望房兴叹或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是由于住房和土地的商品化，地方政府无一例外地将之视为经济的增长点，在强大的行政手段干预下，培养出众多如周正毅那样的富豪，也培养出了大批量的“钉子户”。贫富差距的拉大，直接导致了社会心理的不平衡，在无形中加剧了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

与“跳楼秀”一样，没有人知道十几年来全国发生过多少类似“放毒蛇”、“纵火”等逼迁强拆事件，但应该肯定，每一个“钉子户”都有难以言表的悲怆，他们的做法很极端，有的在门前房后插满路障，有的在屋顶上布满铁钉，诸如此类，实际上都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之后的唯一选择。因为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基本上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所以每一个“钉子户”的出现都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声援，而每次舆论狂潮又会催生更多的“钉子户”。这样的恶性循环越来越严重，一些地方甚至闹出了人命。至此，“房改”演绎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论题，每年在“两会”上都被列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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