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两件宝:一根银针、一把草药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于元堂说的这个顺口溜是广大赤脚医生的真实写照。“那时候，银针和草药是我们的两件宝。离我们村27里远的水泉子村有一位叫石富强的人，患了面瘫，他有个亲戚是我们村的，就住到亲戚家，我用针灸配合草药，一个疗程7天就治好了。”

“拿起银针，对着书，就往自己身上扎，有些是要害穴位，这样才能找到感觉。”姜桂玲16岁参加培训就是从往自己身上扎银针开始的。最经济的针灸技术成了学员最为追捧的医疗手段，几乎没有一个赤脚医生不会这种技术，也没有一个学员没在自己身上实验过。

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另一个更繁重的任务，就是挖草药、制土药。

为什么？因为当时赤脚医生药箱里的药品实在是匮乏，“红汞碘酒阿司匹林”是当时赤脚医生的别名，在他们的药箱里，除了一般的止疼、消炎针剂，剩下的就是红汞、碘酒、阿司匹林了。

这样的现状逼得赤脚医生不得不去向大自然寻药。

“1974年采药、制药的情况。采药情况:小蓟干品10余斤，车前草9斤，马齿苋5斤。去北山采药:黄芩20斤，赤芍10斤，苦参4斤，桔梗3斤，柴胡3斤，苍术2斤，玉竹3斤，防风1斤。制药:藿香正气丸:制水丸6斤，成人每次2钱，每日三次。十滴水:95％酒精一瓶，75％乙醇3500毫升，樟脑一两六钱，干姜，薄荷酊，茴香，桂皮，辣椒，大黄。共制4000毫升，麦收田间场院等地用去2500毫升。”这是胡玉英一个泛黄的本子上记录的内容。

这位当年的赤脚医生说:“上面写的斤数都是干品，采回来的鲜草药要晾晒。都是大队组织社员集体采的。”

湖北的覃祥官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方式，在大队卫生室和小队土药房开辟了药园，栽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而当时覃祥官所在的湖北长阳乐园公社，已是全国的典型，纪录片《合作医疗好》主要讲述了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其中有这样一段解说:“乐园公社山高林立，药源丰富，公社党委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精神发动群众和赤脚医生大搞中草药运动，他们采取"田间生产结合采，早晚休息自动采，假日农闲集中采，遇上旺季突击采"的办法，每年采集野生药材一万多斤。”

全民动员式的采药运动，使得普通群众也知道了草药能治什么毛病。马齿苋，以前总以为是喂猪的，现在老百姓知道了可以用它治疗泻肚子。草药，不认识的时候是草，认识了是个宝。覃祥官说，当时有300多亩药地，种了人参、田七、贝母、黄连等，还喂养了獐子、蛇。还办了一个药材加工厂。每年的6月26日，长阳都以公社为单位开展群众献药活动。

除了这些，赤脚医生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为村民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担负全村公共卫生防疫工作，成为赤脚医生最主要的工作。

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农忙时节为全村劳力熬上一锅预防疾病的草药汤，成了赤脚医生的集体记忆。而更深层的背景是，早在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针对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一旦疫情爆发就难以控制的特点，便确定了以预防为主的农村卫生工作方针，以后的数十年里，赤脚医生就成了这一方针责无旁贷的执行者。

“1976年，流脑发作，我先带人到处喷药，然后再挨家挨户去送防疫糖丸……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事情，赤脚医生不光是看病，这样的工作更多，也更重要，预防是公共卫生领域里最重要的环节。”现在成为乡村医师的姜桂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杨念群在总结赤脚医生广受农民欢迎的原因时说，首先，以中医、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赤脚医生更适合农村的实际，西医是城市模式，是静态的，且远离乡村，越是专业化、制度化离百姓就越远；其次是一个成本问题，西医成本太高，包括陈志潜的“定县模式”仍是西医，他排斥中医，因而无法推广，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甚至民间土法土方，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最后，更重要的是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这就维系了一种良好的人脉，人情的回报比利益的回报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