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南极对于十亿中国人而言，只是洁白模糊的冰雪荒原。它还不是人类向往的旅游探险胜地，也不曾作为奥斯卡影片的故事背景。
这一年，591名中国人踏上通往南极的征途。在与北京距离17501.949公里的地方，建成了首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并命名为“长城站”。
当年3月20日，世界气象组织正式接纳中国南极长城站气象站为世界气象观测站之一，编号89058。这标志着，中国建设的南极考察站，第一次赢得国际认可。
现任国家气象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卞林根，当时正在南极承担气象观测、制作报表、发报等任务。对于这一消息，他并未感到意外：“我知道国际上一定会承认它，因为长城气象站设备已经达到了标准化水平。”
屈辱堪培拉：中国要建南极站
对于南极，中国是位“迟到者”。
虽然早在1957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便提出了极地研究的必要性。但直到1980年1月，中国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才首次被国家科委派至南极。
这一时间，比18世纪70年代，西方最早的科学探险晚了两个世纪。
“当时甚至不知道该去考察哪些项目，只能从报纸上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时任国家海洋局科技部综合计划处副处长的郭琨说。而那时，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以及100多个夏季站。
中国南极考察委员会———中国首次成立的专门的南极机构———成立于1981年5月11日。而其成立之初，政治目的远远大于科学目的。
当时，一些国家的南极机构和民间组织表示愿与中国合作，并邀请中国科学家参观他们的南极站。为“统一口径”由专门部门办理相关业务事项，外交部、国家科委和国家海洋局报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郭琨任委员会极地办主任。
1983年9月，郭琨等3名中国人首次赴澳大利亚堪培拉，出席第12次《南极条约》缔约国会议。
《南极条约》分为协商国和缔约国。协商国由原签订协议的12个国家和以后在南极建立考察站的国家组成。没有建立南极站的中国，只得以缔约国的身份加入条约。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没有表决权，甚至出席会议时都不允许倾听实质性内容。
25年之后的今天，郭琨依然用“屈辱”二字，形容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感觉。他无法忘记，每当会议进入实质性阶段时，一柄小木槌便会“咚”地敲下———所有非协商国代表被请出会场“喝咖啡”，事后，也无人向他们通报会议进程和情况。
被一次次“驱逐”出会场时，这位48岁的河北汉子，眼中涌起泪水。他领悟到，建南极站与否不是小事情，“它关乎国家荣辱和民族尊严。”
当时的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惟一不能参与表决南极事务的。“这同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郭琨和一批中国科学家都呼吁早日建立南极站，独立考察南极。
1984年2月7日，32名科学家联名致信党中央、国务院，建议中国建立南极考察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