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

1975年4月3日，16岁的姜桂玲初中毕业，经过全村社员推选，参加了房山县周口店公社的赤脚医生培训。三个月后，姜桂玲背着药箱回到了良各庄村，成为村里惟一一名赤脚医生。

一个16岁的孩子，会看病吗？“全仗着胆子大。”姜桂玲说。因为胆子大，第一个病人就让她树起了在乡亲们间的威信，“那是个老太太，爱喝酒，还有高血压，一天中午，酒后上厕所，晕倒了，房山农村的厕所都是石头垒的，晕倒时，她的下巴磕在了石头上，一条4厘米长的口子血流不止，家人来喊我，我去一看吓坏了，说不敢做，光拿药是止不住的，建议她去公社卫生院，老太太说，去卫生院还不流血流死。

我赶紧翻书，看这种情况如何处置，拿出缝合工具，壮着胆子赶紧干了起来，像缝衣服，也不管针脚大小，出了一头汗，但缝合后血就止住了。”老太太看血止住了，逢人就说，桂玲这丫头是个干医生的料，才学了几天就能缝伤口。

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所以养得起；赤脚医生就生活在村民中间，可以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状况，加上良好的人脉关系，因而用得动；赤脚医生户口在村里，家眷在村里，社会关系在村里，不会像巡回医疗队那样来去匆匆，是留得住的医生。

“于进明那年50岁，在山上垒石头，突然就倒下了，是突发心梗，我被叫上山的时候，据说已经休克20分钟了，赶紧静脉注射肾上腺素，针灸人中、中冲等四个穴位放血。一会儿，于进明就醒过来了。要是不及时，恐怕人就没了。我们村离最近的医院也有26公里的山路，在送医院的路上就不行了。”从1965年开始做赤脚医生的延庆县珍珠泉乡南天门村的于元堂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而这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离农民最近的医生，也是最起作用的医生。

姜桂玲当上赤脚医生的第一天，父亲就告诉她:“过去医生上门看病，要先吃饭，病人家为请医生这顿饭要精心准备，医生进门不看病人，要先把这顿饭吃好，有时候吃饭过程中病人就不行了，你当上医生可不能这样。”姜桂玲牢记着这句话，32年的从医生涯中，没在患者家吃过一顿饭。“每当看到病人在自己手下好起来，听到他们说谢谢，我就感动得想哭，一句谢谢比什么都珍贵，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

与胡玉英一起在延庆县永宁镇利民街村做赤脚医生的周平，服务过这个1700多人大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周边的村子也跑了无数个。在永宁镇，也许有人不知道镇长，但没有人不知道周平。2005年，给人看了30多年病的周平患了尿毒症，昂贵的透析费压得她透不过气来，村民知道后自发捐款，一周内就捐出6000多元，周平说:“我不能要啊，自己已经不能给人看病了，没办法回报，这样让我不安心。”而为全村接生过300多个孩子的胡玉英，却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了温情的回报，“这些孩子大了，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叫我去喝喜酒，在街上我见了他们也要摸摸他们的脸。”

“都是村里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很熟悉，平日里他们为我们，他们有了难处了，一定要伸把手。”周平的邻居韩少成说。

“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表现为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就是说，整个诊疗过程应该是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医生用日常生活语言解释病情，病家的参与和与之互动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据更大的比重。”杨念群这样解释乡村医生面对的医患关系。

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那时候，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很荣耀的。这样的尊敬并非敬畏，是一种值得托付的信赖。

于元堂是个很小就失去父母的孩子，是乡亲们把他养大的，他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温情回报的循环体系，“没有乡亲们就没有我，是他们把我养大的，我学了医就要无私地为他们看病。”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就是这些一边荷锄扶犁一边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承载着中国农村最基础的医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