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记者：你的性格对你的命运有什么影响？
雷宇：我十几岁出去，没有任何后台，没任何背景，我全部是靠自己。另外加上我这个人比较倔，还专门好跟人争论，越是领导大，越敢跟人争论，我是自己干上来的。真的，我从来不跟人，不看谁的脸色。华国锋还是中央主席那时候，在对改革的问题上我跟华国锋争论了一番。
记者：你当时敢和华国锋争论？他是党中央主席，你只是个副局级干部。
雷宇：当然，华国锋他连脖子都粗了，争到什么程度？最后任仲夷给圆场，说：华主席，雷宇同志是我们这里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人。意思是让他不要介意。
记者：你一向就不是那种唯上唯书的唯唯诺诺的干部？
雷宇：我绝对不是。另外我这人一向是这样：你用就用，不用就不用；你用我无非就是让我多做点事，不用我，我也没什么。所以说我可以跟你讲，我这人其实就不是当官的料。
记者：您在电话中对我说，任老在临终前说还有一些最后的话要说？
雷宇：一会儿我可以跟你讲。先说借调的事交待完。任仲夷他为什么把我借调到辽宁？七月份他就决定正式跟黑龙江省委提出来，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是杨易辰，他给杨易辰写了一封信，就说雷宇同志，我想把他调过来，请你割爱。但杨易辰见到我还说：小雷你去辽宁干什么？别走了。我说这个话你说可以，我不好说，我说任仲夷提出让我去，我说不去那也不好。其实杨易辰也舍不得我走，“海南汽车事件”出事时，他是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中央让他去检查，我陪着他。
杨易辰当时对我讲，小雷啊，你太贪心，你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你进那么多汽车？你就进个两三万辆不就没事了。我说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谁也不知道能进那么多汽车，我说无非想赚点钱，把海南岛的基础设施搞得快一点。
我刚才说过了，我和任仲夷(交往)这三十多年，对他的了解应该说还是比较多的，我不敢说比较深。
记者：除了亲人以外，可能没有人再比您更了解任老了？
雷宇：真正跟他那么长时间，相识多年的应该是我。我觉得任仲夷一生追求的是希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这段话我坚持写到任仲夷生平里面去了。
记者：你坚持要写进去？
雷宇：我说，因为我平时常常跟他交流。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一再对我说，雷宇，我们当初投身革命，不就是希望这个国家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国家，我们终生为之奋斗的不也就是这个目标吗？我觉得任仲夷他一生所追求的也就是这个。
雷宇到海南的起因是：1981年春，他到海南岛搞了一次调研，为省委领导拿出了一个加快海南岛改革开放的方案，最后成了省委文件下发。本来，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个方案就交给前台执政者去实行好了。多少年来，雷宇不知提出过多少建议、方案，都是最终变为别人的行动。可是这一次，也许是改革开放了，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却提名让出主意者自己去实现自己的主意。于是乎，雷宇从“翰林院”来到了海南岛。
假若他像任仲夷所叮嘱的那样，到海南一切按步就班，什么事也不“自作主张”，只注意“搞好团结”，那么，等待他的也许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无奈有一种人本性难移，在做“幕僚”时，他也许可以安分一些，但一旦环境宽松，制约减轻，便想按民意而行，即使是眼看悬崖逼近，也依然硬着头皮朝前，顾不得那么多了。
雷宇到广西时，比去海南时年长了10岁，中国改革在邓小平南巡下，进入了“第二次改革”的新阶段。他满以为经过十年，中国的改革环境大变，在广西可以更放开手脚去干了。却不料，他到广西，也依然不顺利。当广西边境一度走私汽车猖獗时，就有人问，是不是雷宇旧病又发？实际情况恰好相反，雷宇是1992年6月25日到广西上任的。第二天，他就奔向边关，对当时出现的走私汽车现象现身说法，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告诫他们，不要因蝇头小利破坏改革大局。当雷宇发觉1995年广西大量进口食糖可能造成的损失，及时采取各种措施时，又有人问是不是雷宇搞的？对此，雷宇真的感到茫然了。
对付工作中的困难，雷宇总有办法。但对于体制性局限，对于某些误解，雷宇总是无奈。
这就是雷宇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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