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有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焦虑期，他就会以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问题，我们这个民间，我们还要怒其不争，恨其不行，怒其不争。我们能不能树立一个更大的目标，更永恒的一个价值，能不能带领我们整个民族，走向一个更辉煌的未来？等等。有一种精神上的焦虑期。
何润锋：其实在历史上，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在成为真正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之前，都会经历一种民族情绪的转换，或者说是巨变。在这一点上，中国可以说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例子。
邱先生，您刚才也说到了。中国人这种大国情绪，它在崛起和发展过程当中，应该融入更多的理性的精神。这一点上，您认为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有没有值得参考的经验？
邱震海：我认为有，我认为其实就刚才我讲到，日本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虽然中日之间整个的现代化，我认为不可能完全做同样的类比，但是我觉得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首先我要讲一下，任何一个大国崛起，从知识分子民间的心态上来说，其实它有几个过程。
《中国不高兴》与明治维新的影子
邱震海：第一个，一定是物质上的崛起。这个物质包括经济，包括军力，包括整体的一个国力。这一部分，最近在远则三十年，近则十几年，乃至五、六年，我们正在经历物质上的崛起期。到物质上的崛起期进入到一定程度之后，必定会在民间。而民间首先是有一部分，我必须承认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我也要承认《中国不高兴》的几位作者，确实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
有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焦虑期，他就会以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问题，我们这个民间，我们还要怒其不争，恨其不行，怒其不争。我们能不能树立一个更大的目标，更永恒的一个价值，能不能带领我们整个民族，走向一个更辉煌的未来？等等。有一种精神上的焦虑期。
所以我认为从物质上的崛起期走向精神上的焦虑期，我们看看在过去大国崛起的路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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