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这一部分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

关键，后面还有第三个阶段，就是精神上的焦虑期，它必定会导致各种思想元素的泥沙俱下。就是有纯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也有非常的亲西方的，也有中间模棱两可的。我们看看，远的就不说了，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整个的思想界的精神，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各种主义在欧洲的一百年前的思想界，泥沙俱下。

那么这个泥沙俱下的过程，既然是泥沙俱下，所以必然要对所有这些泥沙，要经历一个洗涤、乃至洗礼的过程，大浪淘沙。我想只有经历过大浪淘沙这个过程，整个的沙和泥才会被荡涤掉，才会被洗掉，留下来的才是精华。所以我认为第三个阶段，对于一个成熟的大国必不可少。

所以今天我们中国，物质上的崛起期，我们已经经历了，我们正在经历，未来还会有。精神上的焦虑期，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这一部分，我还是称他们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神上的焦虑期，正在开始。

关键后面我们能不能把精神上的焦虑期，成功的转型为一种泥沙俱下之后，带来的对我们整个民族心灵上的，一种精神上的洗涤和洗礼。我们会予以高度的期待。

但是这个关键，它有几个前提，它是需要有一种开放的精神，有一种开放的一种氛围。尤其对知识分子来说，我觉得他要有一种超脱的，有一种自我的批评的一种精神。

请允许我还是引用日本的经验，日本我们知道，1868年开始，它经历了明治维新。我刚才讲到日本的时候，我用了一个词，叫后发国家，因为我们亚洲国家，亚洲世界，在最近四、五百年历史上，集体衰败。

何润锋：没错。

邱震海：日本是亚洲的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所以在从亚洲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中，知识分子的集体的焦虑尤其明显。这种集体的焦虑，或者普遍的焦虑混杂着各种的情绪。有对自己民族振兴的一种渴望，而这种民族振兴，一不小心，他就会走向一种民族情绪的膨胀。民族情绪一不小心，继续膨胀下去，乃至当某种客观条件相符合的情况下，比如说日本当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变成一种帝国主义的情绪。

下一页：他从爱国者蜕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极端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