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十一届人大有关政府机构改革的方案，昨天已经公布，社会舆论对此是议论纷纷。从数量上来看，那么这次机构，和人们预期的相差比较大。因此人们也就怀疑，那么这次改革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对此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郭一鸣先生，为大家做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应该说，这次改革后来这个方案公布之后，社会上有很多的评论、议论，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民预期的时候呢，可能设计和调整的一些部门要比现在要多，但是现在精简的这个政部级的机构只有四个。你是怎么看？
郭一鸣：这次呢，一共组建了五个大部制。大部制、大部制有五个大部，少掉四个大部级的单位，总共这个从这个部门来说，原来就是28这个部委办的机构，现在减少了一个。所以有的香港传媒原来之前有很多的一些期待，很多的报道，很多的消息来源。但现在出来就数量上就觉得减少了一个，而且涉及到的部门也不如原来那么多。所以有的传媒就这么说是雷声大于雷响。有的觉得这是一个受到明显的，说是整个的大部制改革受到很大的阻力，所以就迈不开步子。所以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改革，大部制这个方案出来以后，基本上它有一点，就是它的改革，大部制的改革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虽然涉及到的这个部门，这个组建五个大部，还有四个大部被减掉了，四个部被减掉了，这五个大部里面，都主要是涉及到以前跟民生有密切关系的这个，这些部门。你比如说这个，这个工业部门，这个大的交通部，还有住房城乡建设部。包括环保、劳动人士部，这个劳障部现在这个人士一个叫人力资源，这是比较这个符合时代的一种叫法。所以这些部门其实重点的改革落在这些领域里面，就是跟民生更加关系很密切的，关键是在这里，而不是说要减掉多少个部。
我觉得这一次改革就像这个华建敏也讲了，我们这次的国家的改革的目标，不是为了减少多少个部，不是要精简机构，不是要减掉庸员多少。所以这次没有说经过这次改革减掉了多少个人员，多少人员下岗，多少人要转，没用，没有强调这一方面的因素。而是讲这一次的改革是为了配合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因为这个十七大提出来要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次的这个，目前的这个，还没有改革以前的这个政府，它是也是经过几次大的改革了。
郭一鸣：尤其是来跟98年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那次改革比较的话，那么朱镕基那个是从政府的机构，部委机构从四十个一下子减少到二十九个。那次一刀下去还有很多的一些部级的一些，部委办的一些公务员要下放到一些行业，下放到其他一些机构里面去，那次的这个震动很大。
但是那次主要，虽然也有个职能转变，有个适应这个时代需要的一种这样的东西。但是更多的主要是着眼于机构膨胀、臃肿。那么这一次主要是职能的问题，总理在这个政府报告里面有讲，就是因为有些这个机构的设置，现在我们一些部门，这个职能交叉、重叠，甚至有时候协调上出现一些问题。最重要的现在出现一些部门，这个利益部门化。这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这个三十年，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些问题，就是说权力被某些部门垄断起来。然后把这些权力变成一种利益，这就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在协调的时候，中央在协调的时候，或者是要这个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这些问题，这些部门的这些所谓的部门的权力，部门化就成为一种阻力，就成为阻力。
还有一些部门现在很明显的，因为我们的推动市场改革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部门，事实上就是一些权责部分，所谓权责部分。还有一些事实上本身它就有一些经营的成分在里面。它本身就收钱，它本身制定政策，它本身它就经营。所以这样一些部门，事实上也存在与民争利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说政府要实行这个职能的转变，首先是全能政府转变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还有一点就是政府由全能政府转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必须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限权力、有些责能它必须要下放，要分散。
郭一鸣：所以这次的转变的目标，我们看五个大部锁定主要是跟民生贴近的，民众最关心的这样一些问题。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全面的铺开，不是全面铺开。另外一点就是因为这些行政的这种，刚才讲的这些架构的理顺，它主要是为了适应这种服务型。因为我们有些这个，过去他主要是，我们的官员口头禅就是我管哪部分的，我管什么的。
一讲他就管，他是管，但是现在我们要服务型，你这个中央这些部委，他是要为社会服务，为基层服务，为这个民众，为其他的这些部门，其他的部门我要跟你协调，那也是一种服务，但这要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从，如果说从行政理顺这个角度来讲，事实上现在紧紧涉及的是一些这个五个大的部门，五个大部，涉及到十五个部门等等。但是整体来说，它是对政府功能的，尤其是整个公务员队伍，国务院的整个这个公务员的这个架构里面，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冲击。这个冲击就是对利益部门化，就是对管理心态，对职能的这个官员心态，这样一种大的一种冲击。
以后这些部门他就不是说口口声声说我去管什么，应该讲我为我负责的这个领域里面，我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种东西我觉得比这样一种心态的调整，这样一种理念的这种转变，其实比这次的行政上、架构上的调整，我相信还要更难一些。
郭一鸣：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一些。所以不仅仅我们不要着眼于这次的这个转变，仅仅是几个部门，从数量上来算，而且要从质来看。甚至要把它放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框架里面来看。就是过去就是行政上讲这个机构改革，行政这个减少庸员。它整个是一个简单的行政的行为。现在如果说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官员心态观念的转变，而且这次要提出来说，这个整个的运作里面，还有一个三权互相监督的问题。包括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这种转变，这都是过去没有的。如果这样一种转变的话，它就不仅仅涉及的是行政架构的问题。而是这个公务员，整个国务院这个大的中央的这个大的架构里面，它整个一个心态，形态、服务的这个目标和对象，功能、职能的全面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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