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浩：代表提出的议案如何落实，监督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有关这方面的话题，我们来听听邱震海是如何来看的。你是怎么看监督这样的机制的？

我们还是要提出权力监督问题。权力监督问题不解决的话，腐败是永远不可能制止的，因为今天我注意到也有些专家说，现在的法制建设和我们的腐败正在赛跑。看到底哪个赛跑的更快。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另一方面的问题，权力监督的话，那光有法制建设和这个腐败的赛跑，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做到的是，权力监督与腐败能够进行赛跑。那如果那样的话，我觉得才是问题的根本。那现在问题是这样的，上个礼拜我也讲到这个人大和这个政协，也许我们大家可以尝试，可以做到中国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模式，或者一个范围。那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把两会的改良，两会的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模式来进行探索的话，我觉得这是院内。用西方的语言这是院内政治。另外权力的监督我觉得还有一个院外监督，我觉得在社会上。等一下有时间我可以讲讲，就是媒体的监督。

那我们先谈这个两会内部的一个监督，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有几个方面我们大家可以拿来思考。第一个是零选的机制化。其实上个礼拜我也讲过，那些人大的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当然他们的产生的机制有他们的合理性。但未来我们能不能在零的机制上有所扩大，有所竞争，有所公开，有所透明，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刚才我讲到的，既然富豪有他们的阶层的利益的代表可以进入，这本身我认为是非常可喜的现象。未来能不能多一点农民工的代表，少一点那些象征性的那些人物的出现，我想这是零选机制的，零选的一个机制华。

第二个就是监督一定要有一个程序化。这个监督有些程序化它自然就产生了。当农民工的代表和资方的代表同时坐在政协会议上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产生了辩论。这种辩论是不需要任何人去操作的，它自然就产生了。那么有些程序是需要架构，需要政治程序怎么去架构，所以我想这个监督的程序化。

还有非常重要的监督的专门化。我们知道在一些发达的民主国家里面，它一般的议会里面都有专门的委员会，虽然这个专门委员会他不一定是专家，但是一个议员他可以即是国防财政的委员会，同时又是民生方面的委员会，包括是医疗委员会它的成员。那么既然他在这个专业委员会里面，他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专职的。

邱震海：而不是荣誉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也呼吁，我们两会这个人大，政协委员的专职化是谈论很久的问题了。我觉得从权力监督的角度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思考。现在之所以这个人大和这个政协，过去我们知道民主协商制度在中国有五六十年，关键为什么经常受到批评。我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监督没有办法真正最后落到实处。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监督有效化。这个当然是这个是最难的问题，我想代表的零选的机制化，监督的程序化、监督的专门化，相对来说都比较好解决。关键问题就是监督的有效化，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就涉及到上礼拜我讲到的人大和政协，与执政党的关系。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等等这些问题，这个当然是留在以后我们继续去探索的问题，我想这个是院内的角度，从两会的角度，那么未来，还是那句话，如果在每年例行的两会当中，每年都增加一点点新的元素，过五年、十年、十五年那就，进起来就是一大步。我想这个是完全可预期、可掌控的情况下，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模式进行一下探索。

第二个就是院外，院外我们知道这个主要靠媒体的监督。我个人观察到一个现象，其实在中国现在，要说中国人民没有自由吗？中国人民跟过去三十年相比他享有非常多的自由。而且他的很多自由是非常广泛的。

邱震海：你说中国没有媒体自由吗？我们且不说高层，我们就说中国的一些二级的媒体、地方的媒体，专业的媒体，他现在享受的新闻自由，不单从纵向上来说是三十年之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横向上来说也超过我们这个地区的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所以我想包括这次我们在两会当中也看到许多的代表们，见到媒体就跑，跟媒体玩儿老鼠捉猫，猫捉老鼠这么一种游戏。其实这个相当程度上也已经体现出我们的低层框架当中的媒体，他的自由、他的监督，其实已经相当的完善。关键我们怎么使这种事实，使它从朦胧走向清晰，是每个代表、每个政界人士、每个老百姓、每个媒体人士自身都意识到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这是一种需要我们去细心呵护的一种东西。

邱震海：所以我想如果有了这个，现在还有很多这个政界人士过去从宣传，现在慢慢说回应问题。那么这个回应功能的出现，其实也正是意味着媒体的这种监督的功能在慢慢的再成熟、再成长，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媒体的监督是一个社会整个的权力监督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如果说之前有院内，那么在院外，我还是希望我们大家未来，如果我们每年在两会当中都能够为媒体监督放宽那么一点点东西，架构一点点东西，也许过了若干年就是我们为我们民族的一个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积累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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