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2009年9月12日《世纪大讲堂》节目：德国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与启发

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鲁湘：本世纪之初，对中国思想界而言，哈贝马斯的访华无疑是最重大的学术事件之一，有人把他的这一次访问视为德国思想界，开始在中国寻找试验田，那么一晃8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反思，哈贝马斯的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思想界到底产生了哪一些影响，民族国家在走向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间，究竟会产生哪一些文明的冲突。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卫东先生。

曹卫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系，曾在法兰克福大学留学深造，主要从事德国思想史，法兰克福学派，及东德文化关系的教学研究工作，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他翻译了大量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著作，特别以翻译哈贝马斯的著作知名，2008年曹卫东教授荣获德国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文学之家德嘉银行奖，这也是该奖首次授予中国人。以此来表彰他对中德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

王鲁湘：我和曹卫东先生曾经同时在北大读书，80年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在80年代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其实哈贝马斯这个名字对我们知识界是非常陌生的，可以说在整个的80年代，中国思想界这一个风起云涌、大量地在吸收国外的一些新的思想成果的时候，哈贝马斯并没有进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学术视野，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突然哈贝马斯这个名字，就在中国知识界变得广为人知，那么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就是为什么他在80年代不能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在90年代却声誉暴起呢？

曹卫东：我想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我们知道，就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管怎么说，中国出现了一次很大的转型，那么这个转型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快速的跟国际社会接轨，那这个接轨的过程当中也同样体现在思想上。第二个因素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哈贝马斯的思想通常会被我们贴上一个很显著的标签，就是认为他是西方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现代的形态，所以这块也利于我们来接受他。第三个大概有一个很客观的原因，我做了大量的翻译。

王鲁湘：那么在中国和西方的这一个多世纪的来往中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会发现，英国，后来是法国，俄罗斯，再后来是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好像很直接，我们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到德国，但其实当我们自己沉下心来仔细一想，发现德国国家对我们极其地重要，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我们这一代人当时学哲学，肯定是言必提黑格尔，然后我们搞文学的人肯定言必提歌德和席勒，海涅，因此有人说可能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这样一种历史处境，包括某些文化的性质，都可能比其他的西方国家具有更多的相似性，是这样吗？

曹卫东：其实要说西方各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的话，德国的影响还是最大的，中国跟德国还有其他一个特殊的方面，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在文化发展，在社会变迁，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我把它总结为是两个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在整个欧洲语境当中，相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讲，德国其实是个后发国家。当英国和法国完全已经实现所谓的现代化的时候，德国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一个封建君主制的这么一个小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实现现代化的冲动应该说代表了很多后来所谓的后发国家的一种欲望。在这个意义上，跟我们有很大的相通之处。

王鲁湘：那么这个，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现代性，对于这个公共领域做了很多的研究。我们现在也是在拼命地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在追赶现代化，那么对什么是现代化，我们当然必须借他山之石，是吧，甚至在很多情况事实上，要用他者的眼光来进行界定。那么，他的这些理论对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启示么？

曹卫东：西方的理论到中国，是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借鉴作用，那可能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悖论，我们知道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你假如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话，和我们刚好形成了一个悖论，就这个他者是一个先行一步的他者，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追求现代性的时候，它们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现代性，在批评现代性了，就说我们想要得到那个东西，是人家现在在批判的这个东西。

王鲁湘：那么这个东西，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在五四时期接受马克思的时候是一样，马克思是以批判工业化而被我们所接受的，现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现代性又被我们接受。

曹卫东：这可能就是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中的这种两面性所决定的。

世纪之初，德国思想界为何如此关注中国？中德之间有着怎样相似的历史处境？民族国家世界一体化过程中，会产生哪些文明的冲突？哈贝马斯的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怎样的启示？

曹卫东：我本期主要演讲的内容分成四个方面，首先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在这个世纪之初，为什么德国思想一下子那么快地进入中国，第二个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贝马斯理论的，主要的关键词，第三个是来讲一讲，哈贝马斯对我们究竟有哪些启发。最后我们想简单地说一下，中国当下在接受德国思想的时候，到底面临怎样的一些困惑和尴尬。那么我们知道，德国思想对中国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10年前的时候，我跟景德祥老师几乎是在同一个地方，也是在曼海大学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德国年轻人，我们一起买书，他发现我买的全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书，他就问我，你现在还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呀，我说对呀，他说快别研究了，这些我们早就不用，都过时了，所以说德国思想在德国本土遭遇的这一些尴尬，跟我们今天再重新来思考它，对我们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启发，我想这是我们本期要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我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德国思想家最近对中国的这种关怀的热度是超过我们的想像，那么在短短几年当中，几乎所有德国一流的思想家都来过中国。这里面我们单纯从哲学家来讲，我举四个：一个是哈贝马斯，一个是斯洛特.迪杰克，一个是贝克，就是写《风险社会》的那个，最后一个是霍费，那么这四个哲学家应该说，代表了当代德国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来到了中国，在对中国的这种热情，应该说是出乎我们的预料，而且他们在中国所做的这个报告，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到底在哪呢？我们可以来看：第一，都十分关注中国的现实发展，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去看看之前德国的思想家，基本上对中国关注的不是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中国真正我们后面要讲到，在他们眼里是一个乌托邦，但是这些思想家，更加关注现实中的中国，而且他们普遍都认为，中国的发展不单对世界有好处，对德国的思想更有好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来四个人，谈的关键词是三个：第一个是康德，我们知道这是德国思想的，永远的出发点。第二个是全球化，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如何共建一个全球主义或者说世界主义的这么一个视野。第三个叫文化间性，也就是如何使得过去这些相互彼此来往不多的、不同文化之间，真正建立起一个关联性，这是他们的三个关键词。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关键词概括起来，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所有这些德国思想家关注的概念也好，范畴也好，他们其实是一个叫做超越中心主义和相对主义。

《世纪大讲堂》在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播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