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卫东：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德国有传统，我们知道这个因为落后所以想超越，所以德国从它现代化发生的开始，它一直就是想超越德国，因为它的这个认同跟英国和法国不一样，英国、和法国他是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地理界线。就是这块是我的领土，那么在这个领土上我建立起我认同。德国人认同是先有文化认同后有政治认同，这就使得它比较漂浮。它就不在乎这个边界在哪，所以我们看到德国边界相当长时间不确定，最后导致了很多问题，跟这个历史进程有关系，所以整个德国的思想史上你仔细看他们知识分子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欧洲一体化，所谓受康德的世界大同主义影响这么一个冲动，这是一个历史原因，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我们知道德国现在在欧洲范围，第一个是空间上是核心地位，经济上也是一个核心地位，第三个我想可能是策略上的考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德国其实它现在始终不认为是德国在牵头，它一定要强调是以德法为轴心，因为单纯的以德国为牵头，就像当年法国的那个一个领导人跟德国的外长在争论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德国人老要搞欧洲一体化，它老让我们想起这个当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你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冲动在里面。他说不是啊，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是德法为轴心，共同推动欧洲一体化，这样就去掉很多的嫌疑。

王鲁湘：那么我们在自己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间，一直面临着西方这样一个巨大的他者，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实际上一个笼统意义上的西方是不存在的，西方自己内部里头都无法认同，但是在中国人看起来，这个西方好象似乎是一体的。他是我们的一个它者，我们应该在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的过程中间，怎么建立一种对现代化的一种认同，避免把这个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化，因为事实上所谓的西化在您对西方比较了解您看起来也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怎么样避免这样一个它者的这样一个影响，在我们的认同中间，能有一种自我的主体性？

曹卫东：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实你要仔细去看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它的一个追求啊，最核心的追求就是说如何使得中国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同时，又能够和世界缝合起来，所以我们的现代化是双重使命，跟西方不一样，西方只是时间上的一种超越，由传统走向现代，我们除了由传统走向现代之外，马上面临一个空间上的对接。

曹卫东：这是跟西方对接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必须承认现代性的这个东西，它肯定是从西方那个狭小的那一块地方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修正它的可能，为什么呢？就是你现代性不管怎么样具有普遍有效性，但你的发生是有地域性的，你是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发展起来的，那么你的发展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扩展的过程，这个扩展的过程是随着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不同的他者的加入，而逐步的在修正，那么中国我们过去承认它是西方的一个它者，我们在加入到这个现代化过程当中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完全被动地接受西方那样一个现代性的模式，我们必须去修正它，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就是如果我们不去修正它，它那个模式也推不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的这种文化渗透性会很弱。不过它也面临一个任务，就是怎么跟外在文化对接的问题，所以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我们要看看西方他们是怎么做自我调整的。这里面有个核心词叫学习，就是西方人说我们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学习经验的积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今天可能培养起这样一个有效的学习机制，逐步积累起我们的现代化的经验，最后对整个现代性的模式进行一定的修正，在这个基础上尝试探讨有没有建构一种新的现代性的可能，我想是至关重要的。

同学：曹老师您好，我先引一个材料吧，就是余英时先生在91年写的那个《怎样读中国书》中写道，他说我希望中国的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够认真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克服殖民地的心理，然后21世纪初的时候，于世存又说，中国的当代知识界言必称哈维尔，言必称哈贝马斯，言必称什么哈哈哈，嘲笑他们是哈哈哈一派嘛，然后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面对西方的时候，中国的本土传统的文化有没有一种，能不能实现自我的超越，而这个超越和西方的对话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的关系，是一种启发的关系，而不是启蒙的关系？

曹卫东：我想这样，你这个哈哈哈，我还给你无穷地补充一下，比如说哈耶克，比如哈维尔，比如哈贝马斯，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先行的观念在起作用，就是认为我们真的接受了这帮人的思想，我们可以马上做一个现场调查，就是看到底有多少人读过这些人的著作？充其量是知道这些人的名字，包括知识界，包括思想界，我们现在在正儿八经做这些研究的人，又有多少人认真去读过，何况他们的东西介绍过来只占他们东西的多少分之一，所有这些都是要去做的，细致地研究，这种宏观性的判断很多时候是很有问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中国传统思想这种现代转型，我想它是必然的。其实中国文化的这种传承，我不是做中国文化研究，但是我能深切地感受到它这种强大的力量，任何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想这不是第一次，目前受到西方文化的这种挑战不是第一次，往前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佛教的进入，但是佛教我们可以很快地让它本土化，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这些西方思想的本土化的速度，其实它和全球化的进程是刚好相吻合的。为什么？任何一个全球化进程触角伸到哪？马上就要迅速本土化，这是一个双向但又一体的过程，所以我想中国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那么去担忧，有些时候可能更加需要积极地更开放一些。

同学：您好，曹老师！就是哈贝马斯的中国之行，他曾经把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改为经济现代化，他为什么要改变这种说法？

曹卫东：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其实是在一个文稿当中，那么他就是说，偶尔一句提到，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到，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有走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所以他说中国有可能实现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那个时候他没有来过中国，据他说他对中国的全部的了解是来源于一个汉学家，叫Wolfgang·Bauer，我们这边也知道鲍吾刚，他后来写过一个《中国幸福观》，他说我对中国的全部了解源于这本书，所以我对中国的判断未必正确，那么他在来中国之后，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是他只来过北京和上海，在北京和上海看了很多，那么他后来发现，中国表面上当时已经发展得非常地繁华，特别是上海，我们知道我们到浦东的时候会有这种深切的体会，他说这个地方跟香港跟纽约好象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当他跟中国思想界中国知识界有了一些深切的交流之后，他发现中国没有走向他所意想的那样一条道路，而是中国目前追求的只是一个经济现代化，这里面有双层含义，第一，中国目前的现代化还是以经济现代化为主导，第二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触及到中国文化更深层面上的转型问题，这里面是双层含义在里面。

王鲁湘：有人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直有一种影响的焦虑，就是中国人对自身的期许几乎无法摆脱西方话语的强大引力，也有人说我们应该跳出社会线性发展观的思维局限，敢于独立想像和实践一套中国现代观，不管怎么样，无论霍克海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还是本亚明对灵韵消失的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的分析，乃至于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公共领域的深入研究，无不与中国当下有着不谋而合的心灵默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那些早有相似经验的德国思想家那里，我们也许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