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思想对今天的贡献

那么继严复之后，开辟了另一种思考，宪政思考方式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我认为应该是胡适。当然胡适跟严复两人之间，确实在知识上有个传承关系，但是胡适毕竟是胡适，我认为他代表了后50年，中国知识界一个主流的思考方向。我先说结论，再做论证，我认为胡适最大的贡献，在中国宪政思考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不单把宪政看成一种追求国家富强的一种有用的途径，有用的工具，更重要的在于，胡适不但把这个看成一个工具，一条道路，更重要的，他把宪政这个东西，看成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具备的德行，宪政在胡适里面，是个德行概念，不是个工具概念，严复给我们讲了，不宪政就不富强，不宪政无富强，而胡适说，不宪政无文明，这个文明就是符合现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概念。我认为胡适他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五四新文化，20多岁的胡适就成了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领军人物。当然今天的学术界对胡适是不是名副其实的领头人，大家还有争论，换句话说，他配不配这样一个称号，这些不说，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跟胡适是连在一起的。当然关于这场运动，我们对它的判断也不一样。怎么来定性这样一场运动？各个人有各个人不同的表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把这场运动看成是，叫做启蒙运动。而胡适，他更喜欢把这场运动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李长之先生认为，这两个概念都不对，启蒙运动和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俩概念都不行，都不好，都不确切，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比赋性概念，它比赋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李长之认为，最好的方式，把这场运动表达为中国文化的外借运动，借东西的借，外借运动，实际上不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你是向西方学，学西方的文化。但是我更喜欢陈独秀先生对这场运动的表达，陈独秀把这场运动称作为道德革命，或叫伦理革命，道德革命和伦理革命，他看重中华民族这样一个道德层面，来表达这场运动的意义和诉求，用陈独秀先生的话来表达的话，那么胡适在这场运动里面，首先从道德层面和伦理层面，为他以后的这种对宪政的思考和观察打下了一个基础。

我认为胡适的第二个贡献，对宪政思考的第二个贡献，或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宪政思想中国复述的杰出表达，最杰出的表达。我举几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在最困难的时期，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比如说抗战时期，他就在，都在呼吁说，宪政民主比中国的帝王政治更容易实行，所以他有时候把民主政治称之为幼儿园政治，就说只要你是一个健全的人，你都可以来实施这样一种制度，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后来他有一句断语式的表达，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宪政是宪政训练的最好方式，他举个例子，你要教别人游泳，你必须先下水，你不下水，你怎么能会游泳呢，你不搞宪政，你怎么知道我们不能搞宪政呢，所以说宪政是宪政训练的最好的方式。

第二点，我认为胡适的对中国宪政的思考，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他不单在思考，而且还身体力行，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我们法学界和宪法学界，流传最广的，就是胡适先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言给蒋先生，不要再连任三届总统了，《中华民国的宪法》第47条规定，总统的连任，只能连任两届，一届六年，到了（1958）年的3月份，蒋介石的第二个任期任满，但是胡先生发现蒋介石还想继续干总统，所以他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跟那个张群，包括到蒋介石家里吃饭，蒋先生请他吃饭，他都跟他谈，蒋先生不要再连任了，给中国这个国家留点颜面，请蒋先生能够遵守《宪法》，既不要连任，也不要修改《宪法》，因为蒋介石要连任，他必须修改那一条，而且国民党人要动这个念头，要重新修宪，蒋介石可以连任三届四届。

而且胡适也知道蒋介石的心思，所以就劝他。后来蒋介石跟胡适说，我本人说了不算，还是听听党内的意见吧，当然党内的意见最后就说，哎呀，蒋先生，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是连任吧，当然后来，胡适没有挡住蒋介石的连任，但他身体力行，他毕竟知道什么在宪政的框架之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个宪政的国家领袖应不应该修宪，遵宪守宪，我认为这是胡适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给我们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你不光要写，要说，还应该做，做比说比写可能更重要。

那么第三点，我认为胡适很重要的贡献，他作为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他为什么对宪政有那样一个信仰，我认为这就来自于他的一个乐观主义的这样一种态度和乐观主义的生命信条。胡适一生都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就刚才我说了，即便在中国最艰难最困苦的岁月里，他也没放弃宪政的这样一种理想。抗日战争时期，大家都知道，他的同行，包括蒋廷黻这些人，都认为中国不符合搞民主，现在应该是非常时期嘛，在打仗，应该搞独裁，而胡先生还在呼吁，中国最好的政治就是民主和宪政。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胡先生都是非常乐观。

我说他乐观的根源，有两点，一个，他个人的气质，他是最具美国气质的一个中国人，这个是次要的，我认为更重要的，胡先生他终生都没变的一点，他认为西方的伦理道德，西方的文化，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最好、最精华的部分，是可以共通的，换句话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可以接纳西洋文明的，这是他一生都没改变的，中国的文化与西洋文明的一个结合的这样一种努力，这样一种信念。我认为这是他乐观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

胡先生给我们宪政一种思考，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价值，就是今天中国的一个价值，我们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大国，你必须具备这样一个德行，当然严复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不宪政你就不富强，无富强，而胡先生告诉我们，即便宪政跟富强关系不大，我们也应该追求宪政，因为那是个现代国家，衡量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尺度，一个道德的尺度。我们这样一种思考，恰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线，或者说代表了两个阶段，严复的那种思考可能更是由我们中国的政治家们来表达的，而胡先生这样一种表达，可能恰好又是中国今天中国主流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表达，我认为这100年的思考，在这俩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人，也就是因为我看了他两个符号价值。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可能跟我对这两个人的阅读也有关系。我对严复先生的那一份睿智和敏感非常地喜欢。鲁迅先生说严复是中国最敏感的人。那么对胡先生这样一种理性、宽容、乐观的这样一种气质，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100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面非常短，我认为在100年的中国的宪政的思考，有值得我们去很好地总结的地方。我今天的这样一个讲演，也就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这样一个作用。

《世纪大讲堂》在凤凰卫视的播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