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从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昭示）》，伴随着持续的革命与变革，如今中国宪政已经走过了100年。回眸百年宪政之路，基本上是一条挫折，挫折，再挫折之路，以至于有人哀叹，在中国宪政之道非常道。分析原因，这个西方世界的舶来品，中国是否有适合它生长的土壤，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里，能否开出现代的宪政之花，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立宪道路过程中的种种探索和努力，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先生。
王人博，中国法学界强有力之人物，山东莱西人，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先生教书之余，不断著书立说，与程燎原合著的《法治论》，内容颇有深度和创新，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国内外法学界极有影响的一本学术专著，个人著作《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和《宪政的中国之道》，也广受学界好评。
中国和江湖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王鲁湘：王先生，刚才送了我一本小册子，他自称是小册子，我翻了一下，这里头都基本上是王先生教书和思考的那一些巨著之余，写的一些短札之类的，札记之类的东西，但是我看其中多数也还是和宪法和法政有关系，其中有些题目非常有意思，像《叙拉古的诱惑》、《苏格拉底的洞穴》，这些东西非常有意思。我特别注意到，王先生的文采非常地丰富，他的自序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我念一下，非常地好，中国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壮士登高誉之为神州，英雄落难视之为江湖，思中国，也就是想江湖，谁说教师的三尺讲台，法学家的小圈子就不是江湖呢？江湖上行走，身不由己也是自然的。就是常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是吧？
王鲁湘：那么您怎么觉得中国和江湖之间有这么密切的联系呢？
王人博：我认为中国按照吴思的一个解释，就说咱们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自古以来潜规则挺起作用的，就说行有行规，江湖有江湖的规则，咱们中国这个潜规则，恰好跟江湖那种讲的规则有点相类似。江湖，本来按照我们的正规的一个解释的话，自古以来有两个社会，一个官府社会，一个江湖社会。
那么这就是金庸先生最擅长的那样一个。实际这两个社会是相通的，就说一个江湖社会可能从一个官府社会也吸取了很多的规则，咱们官府社会向江湖也借取了很多的规则，这两个完全是相互的，总的来讲，中国的这个国家，这样一个性格，我认为确实是这样，江湖性比较强。
王鲁湘：另外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一般说我们有一个白社会，有一个黑社会，还有一个可能介于黑白之间的一个灰社会，这个恐怕在人类社会每一个国家都差不多，包括像美国这样的法治社会，我们看它电影里头也有很多的江湖社会存在。
王人博：对，而且我认为就说，美国那种黑社会，它更像黑社会，从意大利移民过来的那些人，我们看过很多这方面美国黑社会的影片，像最著名的就是《教父》。
我认为他那样一个人物的刻画，包括它那种叙事方式，可能更符合西方人的一种审美，或者西方人的这样一个黑社会的组织结构，跟咱们中国的可能不太一样，更多的是义气，是吧？两肋插刀的那样一种英雄气概，或者叫江湖义气。还是不太一样。
王鲁湘：世界上任何一件事物出现或者发生100年，肯定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我想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正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的朋友们，可能你们真的不会注意到，今年2008年是中国宪政改革100周年。你们可能会记住很多的100周年，但是这个100周年，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记住它，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日子，或者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值得纪念的年度，或者是对中国的历史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历史事件，在100年以前曾经发生了。那么作为研究中国宪政文化的一个主力学者，当然王人博先生是不会忘记的，所谓在中国宪政之路走了100年的今年，您有什么感慨？
王人博：感慨颇多，我说要来表达的话，几个字就够了，就是长叹一声。
实际上我在这个小册子后面写了几句话，我说中国的宪政主义者跟美国的宪政主义者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他是美国一个成功的产物，而中国的宪政主义者，那是指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一系列挫折的一个结果，我们只能说这100年，中国还在路上，在宪政的路上，所以说宪政这个概念，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表达我们中国的社会和国家的话，应该是在路上的这样一个概念，一个进行时，我们中国人确实因为想得太多，对宪政，想得太重，所以说这种挫折感就很大，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你越想它，它离你越远，这是可能咱们中国人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政法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痛苦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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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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