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革能否左右制度革新？
第三个非议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前进，一个民族的制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文化是空的，就是说不起作用，所以“五四”这一代人用很大的精力去改造文化，这个是，就是选错了重点，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仁人志士要改造中国的人，要革新中国的人，要做的事情应该是改变制度，而不是去革新文化，你把文化作为重点，本身就错了，你不用去讲这个文化呀，启蒙啊这些东西，这个比如说严复说开启民智，这个梁启超说要创造一个新的国民，新民论嘛，他的新民说，就是也是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实际上是这样的意思，这个都是不必要的，你就是要做的事情是改造制度。
那么我一方面虽然理解这种，我也不赞成说以文化特殊论来抵制所有一切民主改造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说，你很难说哪个是在先，可是我觉得，问题就是在于呢，必须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我就觉得，在一个长期,在某一个制度底下，中国在皇权制度底下，已经存在了两千年了，这个制度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就形成的大多数人的所认可的一种行为方式，认可的价值观，一种很习惯的思维方式，这个就叫做文化，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这样文化，反过来，珍重文化会维护这个制度。任何改造都非常困难，这很难冲破的，因为你一要搞一个新的事，所有的人马上就都来反对。我记得大概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王蒙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坚硬的稀粥》，就是说这个，他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讲一个家庭里头一个老爷子，这个一切都得他说了算，结果到底吃粥还是不吃粥，都是很困难的，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很有象征意义，它这个就是一种文化，就是说比如，为什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老百姓觉得没有皇帝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忍无可忍了，起来造反了，揭竿而起，然后呢，那就是成王败寇，然后成了王之后呢，他所能够，他的记忆里头有的方式，还是当皇帝，还是照样搞一个朝廷，还是实行他的这个皇权专制，中国整个的历史不就这么周而复始，都是这样的吗。造反的时候，革命性非常强，而且都是很值得同情的，然后好像都是讲平等，他要的是,就是蔑视这些个权力，他是要平等的，等到他造完反之后，他一上台，他一变成了，他能够建立的，他还是一个皇朝，他想不起别的东西来，因为他的记忆里头，他在文化里头就没别的东西。那么只有在，我觉得中国只有在外来的这些影响冲破了以后，才忽然发现，原来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这个就是一种文化的改造，没有这种文化的改造，它促进不了制度的改造，这个否则的话，他根本不能想象，除了皇帝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可以建立一个政府，而且这种无形中的文化的束缚，文化的习惯势力，还是有很大的韧性的，制度是刚性的，所以不管名义上头，你叫共和也好，叫民主也好，叫这个也好，但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不小心，又滑到了皇权专制里头去了.
第二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也是寄托在明君身上，另外中国的统治者，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他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他自然就是应该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这个造成了，就是说即使是刚性的制度改了的话，这个里头的，所以所谓潜规则，我觉得吴思发明这个潜规则，非常好，非常精彩这个词，就是有无数无数的潜规则，这潜规则就是什么，就是文化，就是大家所习惯的一种做法，你不管是明文规定的条例是什么，法律是什么，但是自然而然就有那么一种习惯势力，我就还是按这个做。这个力量是，所谓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非常大的，他可以做非常好的事情，也可以起非常坏的作用，但是这个东西是可以改的，并不是不可以改。这个改造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就是需要启蒙。那么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是起了一个启蒙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启蒙，就是说当时也就撕开了一点头，使得各种各样的思想都能够进来了。
所以说，这几个文化和制度的关系，就是这么一种关系，你即使，或者是这种思想不改变的话，没有人来做这个制度的改造，如果制度已经改了，并且明文规定应该这样，但是你这个人的这个大部分人的思想，都还没变的话，慢慢又滑到原来去，就是说新瓶装旧酒。所以为什么，亚洲很多国家，它也实行什么议会制度，选举制度，三权分立，什么都实行了，但是怎么在客观的效果上就不太一样，就还是乱得不得了，然后到时候还是枪杆子说了算，好几个国家都还是这样，我觉得跟它这个文化基因就有关系。但是有的人也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那么国家根本就不适于民主制度，我觉得不是这样，我是来，是说，它的文化还需要改造，这个需要一步一步的，改造它原来的一些旧的东西，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这些都离不开它原来的这个文化的土壤，你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所以文化和制度，我觉得这个就说是相辅相成的。
89年后的今天，制度与文化该如何权衡？
那么再说到今天中国是怎样一个状况呢，我觉得今天中国已经不应该再以文化为说辞，说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我们几千年来，就这样走过来的，因此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不承认一些普世价值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现在，你看就是说从我们这个领导人的讲话里头，比起10年以前，就有很大的进步了，就是说承认民主、法制、人权，以及言论自由这些东西都是有普世价值的，不是西方特有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承认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里，我觉得开启民智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认为这个用不着矫情，就说知识分子凭什么去教育别人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认为当然知识分子并没有权利高高在上，认为自己掌握了所有的真理，要教训别人，但是你至少是有幸多受了一截教育，我们中国13亿人口，能够受大学教育的，到现在还是少数，就跟先富起来的人一样，有少数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他就有他的责任，用他的钱为社会多做一点事情。那么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幸运，总而言之，我们多受了一些教育，然后自己认为，看到了一些真理，看到了一些对我们国家，对人民有利的这个方向和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够传播呢，就是说我们就利用，要不然的话，杂志，报纸，什么讲坛了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所以有一些人说老百姓并不见得比你们这个知识分子愚昧多少，这个不知道，你们趁早远离，这个用不着去说，我觉得这是一种矫情，而且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那么老百姓，纳税人白花钱让你受教育了，你受了教育以后，对你所了解的东西完全不和人家分享，所以我觉得就有这个责任，你认为哪一些个文化是更加先进一些的，就说对国家的前途更有好处的话，假如你认为别人还没认识到的话，你完全有权利、有责任、有理由去大声疾呼说我就是这么主张的，然后你要是不同意，最好能够大家一起来讨论，应该有一个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希望还出现这样一个众生喧哗的局面，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来，在平等的基础上公开地来讨论，这样的话我觉得肯定会慢慢大家达成基本的共识，然后推动我们的社会再前进一步，不管是改造制度也好，改造文化也好，接着往前进。
所以无论是主张先改造制度也好，无论主张先改造文化也好，有一个前提是必须的，就是言论自由，就是你要改造制度，你也得让大家说出来，你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然后你才能够改，你要是要改造文化，你更加要大家来讨论，这个归纳起来的话，就是说自由地讨论一些问题，是绝对必要的。这个不能够说，你只许讲这个话，你这个话不许讲，你今天我们这个是主流，你只许讲主流的话，那明天很可能，就变成主流了，我的结论就是说，文化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是互相促进的，然后回归到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说这个它的精髓是继承了传统的文化的精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便结合成为，希望造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另外一个精神，就是自由讨论，就拿《新青年》来说，里头各种不同的意见，互相批评都非常尖锐，它不仅仅是只有批判传统，还有维护传统，还有另外一个杂志《论衡》，里头有很多讲维护传统的，而且把他们批得一无是处，把新文化的这部分人批得一无是处，胡适一提倡白话文，另外就有人主张文言文，而且用文言文来写，反对白话文运动，所以在这种气氛底下，它才会慢慢有大众的选择，就会形成了一种共识，而且这个共识是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