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在这一层上，胡适比他看的清醒。

窦文涛：怎么讲？

陈丹青：对整个这些问题看的比较清醒，那要从胡适后面的情况来看了，尤其是他跑到台湾去以后，抗战他又到美国去当大使，那这里面他经历过整个“五四”，到底的后患是怎样的，他还说出来了一件，这事儿跟他有份，他也有份，他是点火的人。

窦文涛：就是说连这个当时的始作俑者，也始料未及，学术范围内、文学范围内。

陈丹青：所以我很冒昧的说，就是五四咱们要来定性它的话，它一方面是光芒万丈。因为照胡适当时的说法，他在搞一场中国文艺复兴，他的意图是这样，如果不是文艺复兴，至少也是个启蒙运动，但是最后被救亡冲走了。所以五四回到原点，它是光芒万丈的，但是另外一句话就是后患无穷。

窦文涛：光芒万丈，后患无穷。

陈丹青：我们是应该知道什么是后患，我们这几代人，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后患。

窦文涛：这种激进的。

陈丹青：然后在知道这个后患以后，翻回去再去同情的去了解五四那代人。

许子东：从这边概括说，泥沙俱下、众生喧哗、生气凌厉，所以泥沙俱下，什么是泥沙这个你们自己去思考。

窦文涛：那么你说从今天看起来，这个当年的德先生、赛先生，完成了任务了吗？科学？

陈丹青：科学这一块儿，我又听到一种说法，我不是学界里的人，他们说现在学界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五四”现在下来的果子，就是科学主义。

窦文涛：科学主义。

陈丹青：我说这话怎么说？他们说你看现在至少所有在领导层的，他都是技术官僚。

窦文涛：全工科、理工科。

陈丹青：全都是理工科出现的，那我一想也对，你翻回去想1919年，我应该说是清末明初了，就是要学新学，然后富国强兵，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是要咱们中国得有自己的科学，我想它的顶峰就是我们的原子弹出来了，然后我们现在最骄傲的，说来说去还是西南联大出去的那几个人得了诺贝尔奖。

窦文涛：还真是，还真是。

陈丹青：你说是不是这样？

窦文涛：他说的这个西南联大，我也是看过很多，包括汪曾祺写的文章，你就感觉那个时候抗战时期那么困难的一个学校，可是怎么结出了那么多果子。

陈丹青：因为西南联大，就是清末是呼吁要办新学，到了西南联大，实际上是一个结果的时候，当时你看南开、北大、清华三个学校能够跑到那儿，就是姻缘聚会，那么一小段时间出了多少人。

许子东：所以五四的良性的延续，西南联大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重要的关键。

陈丹青：这个好果子是看得见的。

窦文涛：按说这跟蔡元培有关系吗？就是兼容并包的这种学术自由的方针，各种各样的学者都可以。

陈丹青：还有这第一炉馒头出来了嘛，五四是点火，然后咱们来烧一锅新的汤，就是第一炉馒头出来，就是西南联大这些人。

窦文涛：就这一炉？

陈丹青：就这一炉，此后一炉别说了，到现在一炉一炉又出来了，咱们也别比了，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说。

许子东：不过后来台静农把这个传统带到台大，后来就延续到夏济安，一直到白先勇他们，香火也还是在延续，还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延续。

窦文涛：还有余香袅袅。

许子东：对。

窦文涛：就想起五四之后到今天，我老有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历史，它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就是你看总是感觉当初一些人本意是要弄一个什么，叮呤咣当，叮呤咣当，跟着内忧外患，这就裹胁在一起，造成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一个结果。

许子东：我刚才讲的那个瞿秋白跟鲁迅的友谊，那就是一个偶然，对不对？那就是一个偶然，当然总的来讲，我还是有点相信必然的，普列汉诺夫的话，在我的生根，偶然性是多种必然的交叉点。现在回过头来，五四到现在90年，其实是三三分的，到四九是前30年，四九到七九是30年，前30年是五四这个启蒙，后30年是革命，最近30年是建设。

从七九年开始，我们重新反思五四的传统，每年都会有人提出来，五四的精神我们怎么样继承，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对五四有种种的不满、非议、反省，但是就像你说的，走不出的五四，我们其实身上都在学五四的精神。

窦文涛：你觉得呢？

陈丹青：是啊，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

窦文涛：走不出的五四？

陈丹青：这个三分，也不是这么说法，不是叫走不出，就是当我们在反省也好，肯定它也好，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身上哪些东西是五四给我们的，至少就是没有五四我们今天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开口说的话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窦文涛：没错，没错，甚至我给你说，包括我们主持人，有时候主持节目，慷慨激昂的调调，我都觉得那也有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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