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对,你看三个东西,你说有吧,都有,但是为什么一个作家,对他自己的作品会有不同的意思呢?这是跟着整个意识形态的变化在改变。
陈丹青:最极端的是到郭沫若,郭沫若说在建国以后,他说我49年以前写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对的,到文化大革命,他说我要全部烧掉我过去的著作。
窦文涛:那这人这辈子剩下什么呢?
陈丹青:所以啊,这是五四要反思的地方。
窦文涛:你怎么说那个时候的文人,他们知道自己闯了祸呢?是什么意思?
陈丹青:对,闯大祸了,胡适现在很多言论里面就说过,当初我们几个人,在那儿谈论这个文学革命主义,其实是一个非常斯文的一个小范围的。但这把火点成这个样子,然后此后各种党派就出来了,1919年是五四运动,1921年是共产党成立。然后到二几年、三几年,返回去想想看,形势变化非常大。
他做五四运动的时候,国民党还是一个在野党,还是要去北伐才能拿到中国的,可是到三几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已经开始在剿共了。所以他们非常知道这批文人在一个学校里面,在一个房间里面喝喝茶、抽抽烟,把这事儿闹出去,弄几本刊物,结果变成全中国的一个,等于历史抉择这样子。
许子东:从文化使命的角度来讲,胡适是比较早清醒,所以他在激烈反传统的新青年上做主帅,很快他就提出整理国故,他是最早。
陈丹青:而且他是最早退出白话文运动的人。
许子东:所以我们一般的演说,就是从那个时候左右开始,才开始分裂的。
窦文涛: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有一种说法,说那个时候胡适说的是什么呢?所谓打倒孔家店,说反的是孔教,而不是孔子,但是到后来好像就变成,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打倒孔老二了。
许子东:但是另一边就已经挡不住了,我父亲那个时候在上海大学读书,他就回忆,他跟施蛰存、戴望舒他们是同学,他印象最深,最受欢迎的课是恽代英跟瞿秋白,所以那个时候上海大学已经跟黄埔军校一样,在培养革命干部了。
后来一方面左联,我们上次讲偶然因素嘛,真有一个偶然因素。比方说20年代后期,鲁迅是被两边骂,一边是后期创造社,从日本回来的一些人,骂他过时了。另外一边是梁实秋,骂他翻译不好,骂他硬译,就很侮辱他。但他们两边骂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朋友瞿秋白,那时候他在党内已经退下来了,他看到了鲁迅的重要性,结果就通知在上海的中共的领导,就叫这个创造社后面的那些人停止攻击鲁迅。
陈丹青:李丽珊出来收拾的,说他是我们的人,从此就停下来了。
许子东:然后不仅停下来,而且夏衍、冯乃超他们去拜访鲁迅,就说我们都错了,您才是我们的指导。
陈丹青:一帮小青年,鲁迅都50多岁了,他们才20几岁。
许子东:所以梁实秋是没有指令的,他还在那里批评鲁迅,还在那里人性争论,所以鲁迅后来30年代就成为左翼的一个骑手,但是他从来没掌握实权,实权一直在周扬他们手里。
窦文涛:但是鲁迅自己清楚吗?
陈丹青:他完全知道,他完全知道,他说你们来了以后,我就穿上黄衣服,马路上耍街,就这样,或者你们最先要整的就是我。他在私下都跟朋友说过,他有一个学弟,跟他一块儿办杂志的,李志后来解放以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好像一直在编辑《鲁迅全集》这些。但是他抵死不肯谈,就是鲁迅当时对左翼这一块儿到底什么看法,因为鲁迅私下跟他说过很多,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不知道。
许子东:鲁迅后来是真相信了,他真相信了,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这个俄国的一些理论,但是他到了36年,所以后来他们接到共产国际的指令要放弃这个左联,要解散左联,要国防文学什么提出。鲁迅就不愿意嘛,鲁迅他想不是你们革命,你们怎么突然可以放弃,他是真信。
陈丹青:在他身上的反差,也是“五四”那代人其实很认真,就是他读到的所谓唯物论那一块儿,和他见到的左翼作家这一块儿,他没有办法,人是这么一群人,人格上有很多问题,他是痛恨他们,一直到后来矛盾公开化,答徐懋庸的信函,跟“四条汉子”的事情。可另一方面,他的那种道德观,在当时找到所谓马列主义的时候。
许子东:救中国一条路。
陈丹青:所以他晚年是这么一个焦虑中。
窦文涛:内心交战。
许子东:他万万没想到,后来接近他的丁玲、冯雪峰都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