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新中国最畅销、最正确、最好的作家是毛泽东
梁文道：不一样，现在呢，也有很多外国艺术家也是这么做，但是现在做法跟当年不一样，我觉得安迪·沃霍尔那时候，其实安迪·沃霍尔这个人，他没有赚太多钱，坦白讲。
窦文涛：不是说他是最爱钱吗？
梁文道：对，他最爱钱，但他赚的不够多，虽然他甚至帮这个美国以前那个银行，现在是被花旗并购了，大通银行Chase拍过广告，他那个广告才吓人，那个广告就是后头是那个银行的标志，他在前头头发又是爆炸，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下面一句话说，“大通银行比我更伟大”，这么来卖广告。
但是他赚的钱不是太多，你比起今天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村上龙，跟这个LV他们合作的，那么这个艺术家他就把安迪·沃霍尔那一套完全转变了，他不是把他变成一个艺术主张，而是真正的当正一个经营方式。
朱大可：就是他很明目张胆的就说，作为一个艺术家目的就是要为赚钱。
朱大可：对。
梁文道：就应该赚钱。
窦文涛：所以真是概念变了，我听他们一美国人说他们艺术家，我现在学英文嘛，说叫manager，不叫artist，叫manager，他是一个管理者。
朱大可：对。就是我觉得刚才涉及的那个文学或者是艺术公共性的问题，就是这个话题像尤其是最近知识界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文学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构成一个公共性？如果是一个作家，完全就像刚才文道说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在家里写作，这样的东西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品吗？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差别就是，你一方面是要广博的了解整个世界，但是同时你的写作过程很可能是非常孤独的，而这种孤独实际是必要的。如果现在有一种写作是互联网写作，就是我今天贴一段出去，然后网民就在后面，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于是明天第二天，你就改变了，你完全按照网民的趣味在写作，最后出来一堆是个垃圾。
窦文涛：对，我干的就是这事儿嘛，这媒体干的事儿，每天根据观众，你们想听什么咱就来什么。
梁文道：由收视率来决定。
朱大可：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它一定是转瞬即逝。
窦文涛：可不呗。
朱大可：因为大众很快他的趣味就改变了，所以明天他就把你抛弃掉了，你只有保持你自己的独特个性，你才能有时间上的优势，所以这样一种写作，我觉得还是应该退回到就是那种具体的写作过程，应该是相对的孤独。
窦文涛：但是谁养他的呢？
朱大可：就是，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有两种势力在影响作家，一种是政治，意识形态，你要成为作协的专业作家，你就必须放弃掉很多独立的写作立场，这是肯定的。但是你如果倒向另外一边市场，你又必被出版商所左右，被大众的趣味所左右，所以今天作家像是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
梁文道：不过我们刚刚说这种作家的困境，这种处境，我觉得比如说你跟外国比起来，像你刚才谈的，外国的文学界它已经相对的独立了，所以他既然有市场上畅销，也有界内认可，就是大家那个东西相对而言是清楚的。
今天我们在中国为什么觉得乱呢？或者觉得有时候很多事情模糊不清，是因为我们的文学领域，或者艺术领域，这个相对独立的过程没有多久，历史不悠久。因为我们别忘了，曾经在新中国里面，最畅销的作家就一定是最好的作家，同时也是政治最正确的作家。新中国谁是最畅销的作家，又是最正确的作家，又是最好的作家呢？
朱大可：毛泽东。
梁文道：那就是毛泽东。所以你想想看，就是我们有长时间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那我们现在告别了那样的环境当然已经30年了，但是这个建设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领域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觉得在进行之中。
窦文涛：还需要一步一步来。
梁文道：一步一步，所以要有点耐性。
窦文涛：但是像你说的那种，我觉得要真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孤独的这么一个写作的人，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朱大可：对，生命的代价。
窦文涛：啊，什么？生命？
朱大可：生命的代价，我觉得就是前年去世的一个云南的诗人叫余地，你肯定没听说过，你肯定也没听说过。
窦文涛：没听说过。
朱大可：他我也没听说过在这之前，他死了以后媒体报导以后，才回过头来拿他的诗来看，云南出版社出了他两个集子，一看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作家。
窦文涛：那他为什么死呢？
朱大可：他29岁死的。
窦文涛：自杀吗？
朱大可：自杀。
窦文涛：哎呦。
朱大可：他很难熬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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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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