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 “急惊风碰见慢郎中”

窦文涛：但是现在，就是这个历史的发展，你看我们也有变化，那个时候明末讲那个遗民，遗留的遗，现在都到海外移民，转移的移，这也有变化。您看我听你们两位聊，我就得出一个印象，中国和印度就叫“急惊风碰见慢郎中”，是吧？一个是我这爆脾气，另一个好像挺能忍。

王蒙：是，这都是事务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呢，一直有一个，你比如我们在说到过去的那个旧中国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动不动我们提出来叫做亡国灭种啊。

窦文涛：是，是，危机感。

王蒙：这种危机感呢，别的国家不一定有，是不是？我们到现在都要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窦文涛：是。

王蒙：而且你别出事儿，你只要一出事儿，这种悲情，这种对耻辱的记忆，这种这个要斗争、要和这个外敌拼到底的这种精神，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中国的一种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自豪感，这个自豪感里有时候也包含对世界了解的还不够。但是另一方面，它确实又给中国人增加了一种骨气，就是我有我的章程，我有我的方法，我要赶上去，甚至于我还要想办法超过你，现在不是动不动说超过谁了，过去动不动还说要超过谁。确实是有这一面，另外处境又不一样，中国现在我们说56个民族，但是汉族它是主体，它占的比例特别大，它九成都是汉族人，这个可是印度就又不一样了，印度语言和文字就统一不起来。为语言问题它都出过人命。

窦文涛：啊？出人命？

王蒙：出人命啊，为语言问题。所以刚才咱们好像一形容说印度人好像是很平和，他自个儿跟自个儿他平和，是不是？他要遇到这种种性啊。

窦文涛：宗教。

王蒙：族群啊、宗教的矛盾，他还不平和了。

窦文涛：他还流血。

查建英：流血。

王蒙：他出事儿。

查建英：非常激烈。

窦文涛：还真是挺复杂。

查建英：他有很多事件，就大开杀戒。

窦文涛：为语言还闹出人命来了？

王蒙：为语言也发生过多少次，从60年代就发生过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