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知命” 从孟买恐袭看印度国民性
2008年12月11日 11:42凤凰网专稿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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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超载 印度公共汽车“挂票”大热

王蒙:瓦杰帕伊也是诗人。

窦文涛:人现在不还有人说嘛,说这个文学性太强了,就像您当文化部长一样。

王蒙:是。

窦文涛:说这诗人当领导他有他浪漫的一面,但是也有他危险的一面。

王蒙:是。但是诗人跟诗人也不一样,你如果从文学谈起,我就觉着非常有意思,就拿我们所说的现代来说,就是近百年来,印度最著名的作家应该算是泰戈尔。泰戈尔的诗里,完全都是爱,尤其是和平、少女。

窦文涛:童心。

王蒙:母亲、儿童。他写的太好了,而且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中国,跟泰戈尔有点儿相似的,也是同时期的就是鲁迅。

窦文涛:鲁迅跟泰戈尔相似吗?

王蒙:不,我就是说那个时期,作为中国的一个文学的一个代表。

窦文涛:对等的。

王蒙:鲁迅他是悲愤、深沉、严峻,你觉得他背负了不知道多少的压力。

窦文涛:是,是,临死前还一个都不放过。

王蒙:哎,对,可是这个泰戈尔,有时候你就觉得他写的忒美好点儿了这事儿,因为他的这个老家是在加尔各答,加尔各答是一个很好的城市。但是同时,它垃圾堆非常的多,它那个公共汽车上,这人都是挂票。我小时候我可练过挂票。

窦文涛:什么叫挂票?

王蒙:挂票就是你进不去,这个人已经太多了,你只要是抓住一根儿棍儿,或者一个窗户上的一根儿棍儿,你这么挂在上头。

窦文涛:人的身体在外头啊?

王蒙:人的身体在外头,这车就走了,而且不用买票了。

查建英:到现在印度,前两年就是去了两次印度,每次在街头,尤其是大城市上,都是一个小车,比如说应该是坐三个人,永远是坐了五个人。甚至有一个第六个人坐在那个司机旁边,因为挤到了一种不能再挤的程度,所以几乎是在拥抱着司机,要不然他就掉下来了,他就挂着这个司机,这个司机还在开,就是这种情况。

王蒙:这是真的,我跟你说。

窦文涛:哎,您说这个我倒想起,打个岔,我看过茅于轼先生写的一本书。他就讲这个道德,他就讲换位思考,他就举公共汽车这个例子,说中国人啊,他往往就是你看啊,我们过去挤公共汽车,总是进不去人了,最后上来一个人扒住两边车门,使劲一上。你看他在车外头,咱们就是说屁股决定脑袋,他在车外头的时候,总说再挤一个、再挤一个、再挤一个,“咣”他这一进去,马上他立场就变了,不让上人了,不让上人了。

王蒙:是。

窦文涛:哎,我就觉得这要是印度人呢?他生活的这么拥挤,或者说是机会这么样的少,但是他会有这种吗?

王蒙:是,您刚才说这个特逗,因为侯宝林有一个相声,他管那个叫变心板儿,就是那个上公共汽车你那个脚踩上去以后,叫变心板儿。

窦文涛:没错,一踩就变心。

王蒙:哎,你没踩上去以前,就是往里点儿、往里点儿,里头空地多着呢,这样喊。刚一踩上去,等等,等下一趟,等下一趟,挤什么?他叫变心板儿。

窦文涛:没错儿。

查建英:但是好像就是说印度朋友到中国来,经常会觉得中国人火气比他们更大。

王蒙:对。

查建英:就是说街上打架这种事情,好像在很多城市都能看见,而且打的就不可开交,两个人虽然没最后真的动起来,但是那叫喊声已经非常的激烈了。在印度好像虽然你看他们也有特别拥挤的贫民窟,人口非常多,然后生活也非常的贫穷,但是好像相对来说,这种非常暴躁的场景,就相对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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